萍鄉青草沖的初中生活 【文化散論】

少年時代

青草沖的初中生活

上個世紀70年代以前的青草沖是萍鄉一中的所在地,那可真是一個令人留戀的學府。四周山巒環抱、綠蔭映掩,左面緩坡上青竹翠柏、鳥語花香,幾棵高大的板栗樹,從低處起就枝椏交錯,可以舒服的坐躺在上面看書。校門外是一個跑道環長250米的標準操場,內設4個籃球場,單、雙桿,跳高跳遠用的沙宕等均設在操場靠外一端,操場左側是大禮堂(兼學生用膳的大飯堂),緊靠它的是兩個單獨的平房教室(1956年上半年才啟用)和學校的專用發電廠。
1955年下半年,我考進了萍鄉一中的分部(現氣象臺下的位置,作為一年級的學習地),翌年上半年,一年級1、2班提前進了本部,我有幸提早半年來到了美麗的青草沖,我被分在一年級2班,在緊靠發電廠的平房教室里開始了豐富多彩的兩年半的青草沖初中生活。
那個時段的初中語文分成文學和漢語兩門課程。文學課著重對課文的講解和分析、閱讀和欣賞;漢語專門講授字、詞、句以及語法和修辭,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也始于那個年代。時至今日,我對文學的酷愛,對語法修辭的講究以及對漢語拼音的熟練使用,實在應該感謝當時的文學和漢語老師。劉方元老師(現為南昌師大教授)的古文賞析課總是妙語連珠,百聽不厭;文行遠老師的漢語課,語音標準,表述清晰,既悅耳,又入心,一點也不覺得枯燥。我不了解現在初中語文的教學是個什么狀況,我總覺得語文的講授,應該遵循“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原則,可以說,懂得怎樣閱讀和欣賞文學,掌握了一定的語法和修辭技巧,就可以將一篇文學作品聲情并茂的朗讀出來,就可以寫出觀點鮮明、層次清楚、語言通俗的好文章來。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倒覺得那時的文學和漢語分授設置應該是比較科學的。
其實,要談課程設置的科學性,我總覺得,我們那個時段的初中課程設置總體講,體現了如今經常講、實際上又很難推行的“素質教學”的要求。因為,所謂素質教學首先是對老師，特別是對體藝類老師素質的要求。具體點講,就是要有素質全面的體育、音樂、美術專職教師。
萍鄉高專已故著名體育教師黎振民就是我們當年的專職體育老師,當年,他不僅英俊瀟灑,而且田徑、體操、球類等幾乎無所不會、無所不精。每堂體育課都有教學目的,尤其是體操項目,無論跳箱、木馬、單、雙杠他都要身先士卒,講完動作要領后,自己先示范,然后站在器具旁,一方面做好保護,一方面用助力協助每個學生標準的完成好每一個動作。正因為如此,當年的一中,為省體校輸送了大量的體育尖子,我記得很清楚,當年的“乒乓球大王”、“籃球大王”、“鐵餅大王” “三級跳遠大王”、“體操精英”等等都是從青草沖走去的。從培養體育技能高層次人才來講,黎振民老師和青草沖一樣都是我們的驕傲;從普及體育的層面來說,當時實行的是“勞衛制”(即“勞動衛國制”),分成少年級、一級、二級、三級“勞衛制”,每個級別都有具體的項目和達標標準,要求每個學生都要上級,達標后,發給“勞衛制”證章,別在胸前,覺得非常光彩。因為我的短跑老是達不到標,直到三年級16歲時我也沒有上到“一級勞衛制”,而少年級勞衛制證章我又不好意思再別了,只好珍藏在箱底。以后,只要一看到它,就會想起那充滿勃勃生機的青草沖和英俊瀟灑的黎振民老師。
除了體育,還有美術專業老師喻為相、音樂專業老師葉秀娟,他們除了在專業上都有較深的造詣外,而且都教學有方,基本上都能因人施教,可以說每個班都有在美術音樂方面脫穎而出的尖子學生出現,并在以后成才,如得過文化部最高舞臺美術設計獎《文華獎》的皮克(原名皮祖芳)就是我的同年級同學;跟我一樣酷愛音樂藝術的幾個同學經常會提起當年葉秀娟老師的視唱、練耳、樂理等音樂課對自己的影響。
關于那個年代初中學生的素質,還可以從不時進行的全校文娛和班刊比賽中管窺一斑。記得1958年上半年舉行的合唱比賽,我們三(2)班全體同學唱的是《英雄強渡大渡河》,因為分了聲部,難度很大, 整整練習了兩個星期的課外活動和星期天,全由班委會組織。軍裝是當時的學習委員劉開蘭向地方劇團借的(他哥在地方劇團), 大家還自己動手用硬紙制成了全都是將級以上軍銜的肩章,理由是“強渡大渡河的英雄到現在都應該是將軍了”。有一個姓曹的同學,老走調而且頭發稀少,怕影響觀瞻,自愿在演出時爬到舞臺的樓上撒紙屑做的雪花,有效地烘托了演唱時的現場氣氛,得到所有評委老師的一致肯定,有一個姓蘆的老師還給了100分,我們的合唱毫無爭議的獲得了全校第一名。
我們的班刊叫《星火》,也是在上半年舉行比賽,學校規定好亮相時間,在這之前,各班都互相保密,生怕走漏風聲。在亮相的頭天晚上,我們全都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在班刊的園地里,新貼了幾篇稿子,沒有絲毫特色。待到所有的班刊都貼出后,我們才把準備好的內容搬上園地,詩歌、散文、小說、小話劇等樣樣齊全,還有漂亮的彩色插圖,刊頭是一個綽號叫“老倌子”的劉姓同學用金箔紙精心雕刻的一對鳳凰,刊的四邊是女同學用紙板雕刻的一朵朵立體玫瑰。第二天確實讓老師和同學們贊不絕口,我們班自然又得了第一名!
想起那時的的初中生活,的的確確是豐富多彩。無論成績好的或者差的同學過得都很舒心,一點都不像現在的初中生那樣,書包越來越重,考試越來越多,眼睛越來越近,身體越來越差。素質教育講了那么多年,但現行的以高考為軸心的應試教育的慣性還在嚴重的影響著我們的初中基礎教育

大躍進年代的高中生活(上)

提起1958年,就會聯想到大躍進那個狂熱的年代。做為在校學生,對大躍進的感受始于那年的中考,一是百分之九十幾的錄取率,二是被錄取的同學可以選擇讀兩年畢業的“高中躍進班”,三是青草沖首次開辦高中班。我沒有選擇躍進班,而是聽從了班主任的意見,留在了青草沖,在首屆高中——高一甲班開始了我的高中生活。
對大躍進感受最深的是全民大煉鋼鐵,學生也不例外。大約上了一個多月的課程之后的一個周末,我們被通知,第二天要到白竺山里去挑木炭,早晨4點就要起床。這著實讓大家興奮了一通,因為校園外面轟轟烈烈“十五年趕超英國”的“大干”氣氛早就使我們按捺不住了。但接下來的信息告訴我,到白竺挑木炭,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回事,木炭雖然輕,可白竺卻是非常遠,據說中途還要爬一個“牛頭牛尾,四十八里”的大坳,于是,我變得焦慮起來：別說挑木炭,就是要我空著手,
來回走一趟,恐怕也是一個從未經歷的巨大的挑戰！那一晚,我睡不著,我擔心完不成任務,班主任又會怎么樣,因為當時身為學校團委書記的班主任已不止一次提醒過我“要注意克服小資產階級意識”……,朦朦朧朧中,聽見了急促的鈴聲,我們很快起了床,以最快的速度做好了出發前的準備。吃過早早飯的一刻鐘后,我們一人一根扁擔出發了,在路上,我老問班干部,“牛頭”還有多遠?他們總是搖搖頭,并不直接回答,一臉的嚴肅有余。天色漸漸亮了起來,大約兩個小時之后,班干部說,已過麻山,麻山前面是桐田,有人說,桐田離龍頭還有一大段路才開始那“四十八里”的行程呢!大家都悶不做聲,情緒非常低落。我也不知道怎么過的“牛頭牛尾”,我只記得在那深山中的木炭窯七零八落,帶路的社員又極少,因為找不到木炭,好多女同學蹲在山路旁哭泣,但我卻因為找不到木炭而慶幸,反正我已盡力了,沒有木炭可挑可不能怪我!帶來的干糧早已進肚,腳上的血泡破了,走起路來疼痛不已。就這樣,我們好多人(絕大多數是女生)無功而返,因為“責不罰眾”的緣故,這次的總結會上,我沒有被點名。但是從班主任的眼色中,我明明看懂了一句話：“算你小子走運!”
    然而,接下來的兩次去白竺挑鐵礦石可就沒有那么幸運了，鐵礦石不僅多,而且一塊一塊都是又大又重的,好不容易挑了幾塊,怎么也分不成差不多的兩等份,弄了半天,又要趕時間,只得湊合著挑起一頭重一頭輕的“安福擔”走上返回的漫長艱途。在路上,兩個肩膀死命的爭著輪換,也無法抵擋竹扁擔對稚嫩肩膀的摩擦,這種挑戰極限的體力消耗對于像我這樣“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未成年人來講,簡直是一種沒有人性的虐待!白竺歸來后起碼一個星期,兩個肩膀紅腫得連穿衣也痛得眼淚直冒,然而,班主任還是不饒不讓,敲邊打沿的在班會上不點名的批評我 “嬌生”，并且在以后的體力勞動中,量化了標準,比如到安源挑燒煤,不得少于60斤等等。為了表示我的不滿,有一次我干脆一斤不挑,空手去空手回。班主任責問我為什么,我回答:反正挨批,所以不挑!我自知這種頂撞的嚴重后果,但我沒有辦法,我做好了最壞的準備。可是什么都沒有發生,我還被當作體弱學生留在學校“煉鋼鐵”,不要再出外了,當然去白竺已經成為了我的歷史。我想,班主任還是開恩了,我似乎感到有點內疚,我向班主任表示,一定努力,早日煉出鋼鐵,向校領導報喜!因為據說汪公潭萍鄉中學已經煉出鋼鐵的壓力,我們留校同學個個摩拳擦掌,奮戰在土爐前,校長還親自督戰,大家添炭的添炭,把所有收集起來的廢鐵破鍋全倒在爐里,兩個人才能拉得動的風箱一直“呼呼”的響個不停,男同學們都光著膀子,熊熊的火焰映照著大汗淋漓的我們,一連36小時沒合眼……,然而,奇跡并未出現,待到大家都筋疲力盡時后,煤已盡,火已滅,鐵水沒有流出來,剩下的是和爐體結成一塊而永不分離的敲不碎、搬不動的廢物!大家的沮喪可想而知,我當時曾如此大膽的想過:靠我們這種煉鋼法,能趕上英國嗎?當然,那只是心里大逆不道的疑問,絕對不敢說出來!誰也搞不清而且也搞不懂“全民煉鋼鐵”有什么意義,全國到底有多少這樣的煉鐵尷尬?我只知道五年后的五陂下青湖坡上我們花了一個月時間搞的兩個特大悶爐還在冒著黑煙,似乎在不斷的嘲笑著我們當年的狂熱和愚蠢!

大躍進年代的高中生活(下)

1958年下學期,我們還被派去青山挖露天煤礦,整整一個月,吃睡都在青山,我記得我們班的男生都睡在一間大屋子的通鋪上,基本上只能側著睡覺,轉身要同時行動,否則就轉不過來。不知怎地,我們不覺得苦,反倒覺得好玩,尤其是不知是從那個月起全部免費吃“大鍋飯”,大家更是無憂無慮,笑稱“學生也成為一種職業了”,管他去東去西,要學幾年就幾年。報紙上連篇累牘的刊登著工農業生產特大豐收的喜報,我還記得一張女娃娃坐在長得異常茂密的水稻上、硬是沉不下去的照片,題目好像是說湖北某個縣放了一個水稻畝產13萬斤的高產衛星!
但是,這種樂觀情緒很快就被無情的現實所驅散。大概只吃了不到2個月的大鍋飯又被突然宣布取消,而此時,我們家的經濟狀況因為姐姐的接濟突然斷缺而陷入窘境(后來才知道,姐夫因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話被打成軍內右派,姐姐對家里的接濟逐漸減少以至到后來突然斷缺)。有一天上午四節課完了之后,我照例拿著碗,去食堂吃飯,看見好多同學都拿著碗站在食堂門口的公告欄前看什么告示,我催前一看,是停餐名單,在高一甲班名單內,我的姓名赫然的放在了第一位:欠交伙食費整整12元!附注欄里寫著:停餐同學可憑各自班主任的簽字開臨時餐云云。我沒有去找班主任,而是一口氣跑到武官巷大媽那里,吃了午飯,也沒好意思告訴大媽真相,當然,大媽也只是照例給了我二、三元零花錢,連同我身上僅存的一元多錢,到總務處交了4.5元伙食費,女許老師問我為什么不交齊,我沒好氣的回答:就那么多,要停餐你就停!許老師笑了:火氣不小嘛,其實,學校也沒辦法,晚餐按新編席位就餐吧!從此,我也不知這種突然來的停餐發生過多少回,總之,“陣陣離不開穆桂英”——我是榜榜有名,到后來,應著一句俗話：我是“死豬不怕開水燙”,停了餐就去找班主任,反正他簽了字就可以吃飯,拖一天算一天!
到了1959年的下半年,情況更糟糕了,食堂油水越來越少,一天一斤米的定量對于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男孩子的需求簡直是杯水車薪!此時的我們,就盼每個星期的一天勞動課,而勞動課運氣再不好也可以勞動之后到學校的蔬菜地里毫無節制的生吃著豇豆、蘿卜或者蘸著鹽的紅辣椒,并公開稱這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要是輪到幫廚那可真是幸福無比:所有幫廚的同學都可以挑一個自認容量最大的陶瓷缽,裝上多得不能再多的白米做好記號,放在大蒸籠里,那一天的三頓飯,可以撐得你永世難忘!
那個年代,提到吃“糯米飯”,恐怕只是一種很難實現的奢望。所以,當有一天,學校出告示,說接上級通知,從某日起開始供應糯米時,我們簡直是歡欣雀躍，糯米飯又好吃,因為膩又可抵飽,那該多好!可是,天真的我們恰恰忘了核心的一點:我們需要的是量：數量和容量!可糯米拿萍鄉話來講是“最沒有料的”,四兩糯米蒸出的糯米飯放在諾大一個瓷盆里,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這么一滴點東西就是我一頓的飯食嗎?!可現實卻是那么千真萬確,就是那么一滴點,就著幾勺水豆腐,三口兩口,還沒弄清什么味道就進肚了;最難的是一桌的輪值生,要把四斤米的又粘又稠的糯飯,在眾目睽睽之下,分成十等份,的確不是一件易事。更難受的還是吃過以后,不但沒有這種誘人的膩膩的享受,而且,心里老是空落落的,像是貓爪子在抓你的胃那樣難受。像這樣的糯米飯,一頓兩頓,一天兩天,也無所謂,但我們一吃就是整整一個月,以至后來十幾年中,一提到“糯米飯”就反胃,直到改革開放后才恢復了它在我心中的真面目:香、甜、糍、膩。
時不時的停餐,加上班主任對我的成見,我已經產生了嚴重的厭學情緒,對于我不喜歡的科目,上課時我要么公開看小說,要么睡大覺,科任老師的小報告自然是連連不斷的送到了班主任那里,談話的次數越來越多,而我的抵觸情緒也就越來越嚴重,要不是當時中學生的這份“國家糧”(那時,農村的孩子只要考上萍鄉城內的中學,一律轉吃商品糧,當然也就轉為了城市戶口)對我的重要性,我早就退學了。在這期間,我已經寫了好幾封信給在成都軍區戰旗文工團的姐姐(姐姐是最后一批回國的志愿軍中的文藝兵, 1958年底被分到成都),要求參加文藝工作,原因是“為了減輕姐姐的負擔”。不久,發生了一件使我必須要離開青草沖的“坐鳥籠”事件:那是在1960年上學期,一天上午第三節課的預備鈴響過之后,我是最后一個進教室的,不知是不是鬼使神差,我拿起講桌上的粉筆就在黑板上寫道:哎,又要坐45分鐘的鳥籠了,末了,連寫三個驚嘆號。我奇怪,教室里怎么會沒有絲毫反應,轉過臉一看,糟糕,教室后面已經坐了十多個老師,原來這是一堂公開教學!我立刻三下五除二的抹掉了自己大逆不道的感嘆,低著頭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那天的晚自習就是對“坐鳥籠”的聲討,所有的班干部,還有被動員起來的我的“鐵哥”們,一個個的上綱上線的批判,不但沒有使我“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而且讓我異常“頑固”,在最后讓我發言表態時,我說了八個字:跟紅踩黑,落井下石!于是,我的操行分數在全校的一次大會上被降了兩分,所幸我在宜春中學生唱歌比賽中得了獎,在同一次大會上,我又加了一分!一降一加,我的操行分還有4分,還不算十分嚴重,要是沒有加這一分,那就到了勒令退學的邊緣了。
至此,決心已下:離開青草沖,獨自一人去闖成都,不管姐姐同意與否。

轉學四川自貢藝校

1960年5月底,姐姐來信告訴我一個信息:她被成都軍區戰旗文工團派往河南鄭州豫劇院跟常香玉學習豫劇,同來的還有四川自貢市文工團的同志,他們文工團可以讓我當歌唱學員。真是天大喜訊!我立即著手向班主任寫書面報告,要求轉學成都。直覺告訴我,如果不說轉學,班主任肯定不會批準的;因為“流生”對于班主任來說就意味著工作失職。我的理由很充分:到成都去念書,一是媽媽在那兒,二是對軍屬有照顧。班主任找到我,反復問我是否屬實,轉到成都哪個學校?我發愿賭誓千真萬確,并順口說轉學成都一中。
我為什么會說起成都一中呢?那個年代,中蘇關系很好,俄語老師要求我們跟蘇聯的同學交朋友,以提高俄語的運用水平。然而,我的俄語成績實在是拿不出手,除了“嗒娃里西”“哈拉碩”之外,記不得幾個單詞。看見同學都給斯大林格勒一中寫俄語信,我嫉恨之余,突發奇想,寫了一封求友信給成都一中,收信人就是我自己的座號:“高二甲班7號”,誰料,這7號還真的回了信,并答應成為朋友!朋友姓名:袁素明。
    班主任最終相信了我,并交代一定要好好考完終考,我當然滿口答應。但實際上,我一門心思都放到怎樣才能圓好我的這個“謊”,以便把戶口遷到“自貢”,而不是“成都”。我馬馬虎虎的應付了終考,成績除了語文、代數、幾何等我的強項科目外,都不及格。但這些對于我已經無所謂了。
    我的轉學通知已經到了學校總務處,女許老師兩次碰見我時都要我到她那里去拿,她已經把所有手續都填寫好了,還說,你小子這下開心了吧!她哪里知道,我怎能開心得了:你填的是成都,可我卻要去自貢,你要不跟我改過來,我能開心么？那個年代,戶籍管理很嚴,人在那兒,戶口就在那兒,在一個地方走親戚,超過三天,還得報臨時戶口。我苦思冥想,一籌莫展。一天晚上,大概10點多了,我在總務處門前的走廊里晃來晃去,從窗戶里看見女許老師還在算帳,還不時的捏著鼻梁,我想,那些個伙食賬肯定把她折騰得夠嗆了,這時候,恐怕也是她最稀里糊涂的時候,不能再猶豫了，機遇稍縱即逝,必須當機立斷!好容易等到總務處只剩下女許老師時,我故作輕松的走到她跟前,在她的杯子里加了點開水,坐在一旁不吭聲。她沒有抬頭,算盤子噼里啪啦的響了好一陣才停下來:我早就要你來拿!說完,從抽屜里拿出一個未封口的信封遞給我:拿去吧!我說,許老師,謝謝您,您真辛苦!不過還要麻煩您一下,戶口遷移處應該寫“四川自貢藝校”(與自貢市文工團同屬一個單位)而不是“四川成都一中”,我姐說成都一中名額滿了。許老師說,怎么搞的嘛?我連忙賠不是,說了一大堆許老師的好話,甚至還說您真像我媽媽！最后,她終于跟我重新填寫了一份。我高興的眼淚都差不多掉下來,雙手捧著信封,出自內心的向許老師鞠了一躬:這一躬,表達的不止是感謝,還有深深的歉意。幾十年過去了,我總想當面解釋為什么當年要跟這樣一位老實巴交的她撒謊,但我一直沒有再見過她。
戶口到手了,我沒有等暑假,在同學那兒借了路費,買了一張去鄭州的火車票,什么行李也不帶,告別了父親和妹妹,搭上了北上的火車。
那一天的日記這樣寫著:從此,我的人生道路上將充滿歌聲……。

一波三折的轉學經歷

原以為離開萍鄉一中就是離開我所討厭的中學生活而開始“充滿歌聲”的人生旅途,豈料幾經周折,我又回到了學校,繼續念高中。而這一切,又恰恰是因為自己這張自以為是的臭嘴!人生道路上的重大機遇并不多,機遇來時,往往因為自己的不慎:或失之一言,或失之一舉,機遇就會與你失之交臂,讓你悔恨莫及。
1960年7月初,我春風得意的只身來到了河南鄭州,在省豫劇院,找到了從師常香玉的姐姐,她把我介紹給了自貢市文工團的同志,我以一首《晉察冀的小姑娘》的演唱,博得了他們的贊賞,他們表示歡迎我加入他們的行列。姐姐留我看了幾天的豫劇,而且都是常香玉主演的名劇,尤其是《花木蘭》和《穆桂英掛帥》,常香玉大師那豪放、跌宕起伏、大氣磅礴的拖腔簡直讓我如醉如癡。也就是從那時起,我愛上了豫劇,至今還能一字不落的把《誰說女子不如男》唱得像模像樣。
幾天后,姐姐的同事(戰旗文工團的琴師)把我送上了去成都的火車,作為隨軍家屬的媽媽早就盼望這一天:她的太缺少母愛的、唯一的兒子來到她的身邊!火車一路西行,車窗外,全是光禿禿的黃土,荒涼冷漠、毫無生氣。“困難時期”的蒼涼氣氛并未影響我充滿欣喜和希望的心境,我甚至還小聲唱起了“劉大哥說話理太偏,誰說女子不如男……”,對面的一對老年夫婦還好奇的問我干嗎那么高興?我們自然的拉起了家常。車到西安,老人下車前說了一句話:小伙子,唱唱跳跳雖好,也要準備吃大苦哇!
火車到寶雞后轉入寶成路改向南行,而且換了馬力更大的車頭,整整一夜穿行在人煙稀少的秦嶺山脈后,終于駛進了廣袤的天府之國——成都平原,對于“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總算有了親身體驗。我的少年入川人生路該不會也是“難于上青天”吧?我暗自思忖。
順利到達成都東珠市巷姐姐家后,媽媽準備了那時最豐盛的午餐:紅燒肉和我從未吃過的牛肉松(媽媽說這是姐姐的特供副食品)。下午,姐姐的同事紛紛來看我,其中有一個叫“牛頭”的、說山東快書的叔叔特別喜歡我,他問了我的情況后,對我說,小宋,甭去什么自貢了,我們戰旗正在招收學員,何不跟叔叔去考一下。我真是喜出望外,能留在成都媽媽姐姐身邊,豈不更好?媽媽更是樂不可支,督促我趕快去考!“牛頭”叔叔把我帶到歌隊,一個瘦長個子的隊長(后來才知道他就是《毛主席派人來》這首名歌曲的作者和首唱者之一)測試了我的視唱、節奏和聽力,然后又要我唱了一首歌,很高興的說,恭喜你被錄取了,馬上給了我一份《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學員卡片》要我填寫,我高興的簡直有點忘乎所以了,當文工團袁團長(跟我姐住一個院子)和我談話時,我竟然自以為是的說出了自貢市文工團也錄取了我的話,結果,袁團長以“不能影響軍隊與地方的關系”為由,取消了他們的錄取,為此,“牛頭”叔叔和媽媽氣惱的指責我“傻得掉渣”,我也為自己這張破嘴氣得掉陰眼淚。又唱歌,又參軍,這是多么令人稱羨的美事呀,這是我原來想都不敢想的,眼看就要成為事實,卻因為一句話,讓我的人生多出了多少坎坷和曲折!
無論我多么不想離開成都,經過十多天的反復交涉,袁團長撂出了一句話:還是先去自貢吧!于是,我帶著重重的失落,悻悻的登上了去自貢的火車。
自貢是個和萍鄉差不多大的小城,又是個山城,上個街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因為心境不好,加上天氣異常悶熱,自貢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還不如我們萍鄉呢”!還沒有安頓好,就下起了傾盆大雨,而且下個不停,我躺在床上燥熱難耐,翻來覆去睡不著,好容易剛睡一會兒又被急促的鈴聲吵醒,接著,哨聲四起,要大家起床搶險,所有人員都被派往一個倉庫搶運鹽巴(自貢盛產鹽巴)——因為洪水已經上岸,真是倒霉透頂!又氣又累落湯雞似的回到團部,就病倒了。
兩天之后,我才知道我被分到歌舞隊,也就是說我不但要唱歌,還要跳舞,我沒好氣的去找團長,問為什么歌舞不分家?他們戰旗文工團可是分家的!團長似乎不高興的說了一句:我們小團體怎能跟他們比!心里的不痛快很快就從我的行動中表現出來了,大概過了不到10天,團長找我了,問我有什么心事?我照實說出了我考戰旗文工團的事,團長說,那你就回成都算了。這正中我的下懷,我重回“戰旗”似乎已成定局。于是,我興高采烈的又回到了成都。
然而,俗話說,聰明反被聰明誤,剛一進門,已經早兩天回到成都的姐姐就給了我一個下馬威:你小子從明天起,去找學校,給我繼續念書!看來,我在自貢的表現她已完全掌握。天啦,要我自己去找學校,這可難為我了,轉學,必須要有轉學證,而轉學證上的成績我拿得出手嗎,更何況還有那該死的4分操行“劣跡”在上面呢!我一邊敷衍姐姐,一邊去找“牛頭”叔叔,結果是姐姐把進“戰旗”的所有路子全部封殺,“牛頭”叔叔笑著說,還是聽姐姐的,念書考大學吧!于是我又纏著媽媽幫我去找工作,媽媽托了好多人,有介紹去軍區被服廠的,有介紹到一個初中去教俄語的,還有介紹到汽車隊的……,不是我不喜歡就是媽媽不同意。折騰了20多天,姐姐生氣了,一定要我去上學。那已是9月中旬了,我已無計可施,只得硬著頭皮拿著我的該死的轉學證開始了令我羞愧難當的“轉學之旅”。
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成都一中,到成都時還寫過一封信給那個愿意跟我交朋友的“袁素明”,信中說我已經到了成都,如能見面,確屬緣分等等,但一直沒見回信,為此,我還在心里怪成都人不講情義。但我還是第一個去找成都一中,來到一中校門口時,正是課間操時間,我向傳達室的老同志問:老同志,請問轉學應該……,老同志打斷我問:誰轉學?我奇怪的答道,我呀!老同志大笑:你轉學,你搞清楚了么?周圍一陣大笑,我更是莫名其妙,老同志止住笑,說,你看看操場里,我們是女子中學呀!又是一陣笑聲——對,我聽清了,是一陣銀鈴似的笑聲把滿臉羞愧的我飛快的送出了校門。此時,我才徹底明白,袁素明同學不回信的原因,想到我信中的“見面”“緣分”等用詞,臉上燒得厲害。兩年后,我有幸參加了她的婚禮,在談起這件事時,所有的人都捧腹大笑。
而后的一個星期里,我跑了十幾所學校,不是沒有名額就是外語課設置是英語,在星期六那天,我找到了青龍街的十三中,他們既有名額,又是學俄語,聽說我的姐姐在戰旗,他們對我很感興趣,但一看轉學證上的成績,就搖頭了,接待我的駝背教導主任沒有把話說死:你先回去吧!我回到家里,把十三中的情況向姐姐做了匯報,免不了又是一頓數落,我此時學聰明了,一個勁的直說駝背教導主任對戰旗、對姐姐的推崇,還說他們看過姐姐的演出等等,直到姐姐決定星期一直接去找十三中的校長,我才松了一口氣。
星期一,姐姐一身文藝戎裝,帶著我英姿颯爽的出現在十三中女艾校長的面前,說明來意后,艾校長的開場白就讓我徹底放松了:其實宋同志不親自來,我們也決定收下小宋了。她說,她們的61屆高中畢業班共分四個班,小宋目前的成績分在4班應該還算前幾名的,操行成績嘛,表現好可以加上來的。姐姐表示感謝后,把我的情況詳詳細細的做了全面介紹,大意很清楚：這小子本質不壞,也很聰明,成績原來一直不錯,建議把我分在1班,給我一點壓力,艾校長最后表態:暫時分在2班,成績上來后再調整到1斑。
就這樣,我開始了成都十三中最刻苦、最難忘的一年高三生活。

“又紅又專”：辛酸的玩笑

成都十三中地處青龍街,學生中很多都有海外背景,僑眷子弟特多,這可能是該校教學設備非常齊全的主要原因。物理、化學課的每一堂實驗,均是兩人一組,經過實驗的理化課知識可以說入腦入心,絕對是既知其然又知其之所以然。那時高三的物理學的是光學,與高二以前的力學等內容無多大關系;化學學的是有機化學,也與高二以前的無機化學關系不大。故我的理化知識學得很輕松,加上艾校長的關照,理化老師一個星期分別跟我補課兩次,高二以前的理化課在高三的第一學期基本上就全補上了。俄語主要是記單詞和動詞的6種變格方法,只需自己加力就可以,語數是我的強項,整體成績一個學期之后就快速提高,于是在高三的的最后一學期,我被分到了第一班,學號是13號,也就是說我已經是全61屆畢業班中的第13名了。加上我這個家庭成分“自由職業”的學生相對那些海外社會關系復雜的同學來講,已經是相當“紅”的了,很快,我就當上了學生會的文娛干事,學校的重大活動,我都是當然的活躍分子,有一次,艾校長還委托我在大會上,宣讀了她的親筆賀信,這更加激發了我的熱情和干勁,我記得我還被安排跟畢業班的全體同學講了一堂題為《想像力和立體幾何》的學習體會課。
在這種被學校“寵著、抬著、捧著”的氛圍里,我甚至忘記了那是“三年困難時期”,只是到了星期六,我才會頓然覺得肚子里空落落的,嘴里老來清水,好在回到東珠市巷姐姐家里后,媽媽照例會給我準備一大碗白米飯,而我只要一進屋,第一件事不是吃飯,而是手持調羹在姐姐的柜子里,刮一團豬油塞進嘴中,然后又抓一把白砂糖倒進嘴里(當然,這些都是姐姐的特供副食品),豬油白砂糖放在一起咀嚼,我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么東西的美味能與其相比!接下來.風卷殘云似的將那碗白米飯送進肚里,看見我這種心滿意足的神態,媽媽總是搖了搖頭,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我知道她又想到了遠在五陂下的爸爸和兩個妹妹,他們能熬過“低標準,瓜菜代”的日子嗎?而此時的我雖然食欲上得到了一時的滿足,但在精神上卻和媽媽一起陷入了深深的憂慮,既無奈又傷感……。
不久,我在校醫室里被診斷為得了水腫病(這是三年困難時期老百姓一種因缺蛋白質而得的常見病),這對于我來講,不僅不是壞消息,而且令我非常高興,因為根據當時成都的規定,學生得了水腫病,可以有兩種待遇:一是可以享受一個星期的“蒸療”(類似如今的桑那浴),二是可以免費領取3斤炒熟的黃豆粉。3斤噴香噴香的黃豆粉,對于每天連那種“小球藻”做的綠饅頭都吃不飽的青年學生來講,這是多么大的賞賜呀!
水腫病沒有對我的學習和生活造成絲毫影響,我和我的同學們一起用俄文給斯大林格勒13中的同學寫信,一個叫柳笆的女孩子跟我成了朋友,還互贈了禮品;用自制的收音機(一個自繞線圈加上一個半導體兩極管再加上一副耳機)收聽了在北京舉辦的整個26屆乒乓球世錦賽全過程的實播,為容國團奪得第一枚金牌而連夜歡慶;聆聽了這次世錦賽的主裁判所做的精彩紛呈的專題報告……,為國爭光,備戰高考的愛國熱情被鼓動的足足的。緊張的學習讓我的腸胃忘記了因饑餓而常常舉行的“造反”,而此時的我已經成了畢業班中少有的“又紅又專”的學生之一。
大約在這年的5月底,學校公告欄里貼出了一張大紅榜,上面寫著經學校審查批準下列同學將從明日起,參加飛行員體檢云云,名單中我被名列榜首!同學們都羨慕的為我高興,我雖然也高興,但沒有一絲體檢能過關的希望:飛行員能要我:一個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瘦不拉吉的男孩?!但不管怎樣,這是學校對我“又紅又專”的權威認可,我沒有理由不感到榮幸和欣慰。
豈料,經過三天的初撿,我順利過關,和我一起的10多個同學只剩下4個;待到第一次復檢之后,竟然只留下我一個人參加最后的復檢，我真是喜出望外!艾校長和班主任也非常高興,并夸獎我為學校爭了光,還預祝我光榮入伍。最后一次復檢開始于初撿開始后的第10天。所有的大夫都已與我非常熟悉,親切的叫我小宋,除了常規的內外科,還進行了許多有關四肢協調、平衡、目測力等科目的測試,都順利通過,并且已經填寫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學員登記表》,只等最后一關:檢查視網膜了。一個負責的大夫笑著說:小宋,明天早點來,我第一個讓你檢查!那天晚上我在日記中得意的寫道:我要飛了!
翌日一早我就來到復檢處,眼科的一位女大夫立即給我點了讓瞳孔放大的藥水,過了一陣,我發覺我的眼睛對近處的東西一點都看不清了,女大夫說,這是因為瞳孔放大了的緣故。我被帶到了一間暗室,女大夫戴著有電光的窺視鏡開始了對我視網膜的檢查,我隨著女大夫“左上---左下--- 右上---右下……”的指令,昂著頭,轉動著眼珠。不一會,左眼視網膜過關,輪到右眼卻把我弄慘了,整整半個鐘頭后,我的脖子又酸又賬,難受極了,女大夫開始問我右眼“曾發過痛么”等一些我預感不妙的問題,被我否認之后,女大夫又自言自語的說“你的視力那么好,按理不會是呀?”我急忙問“是什么”,女大夫說,你別急,我請另外的大夫看看。這一下更慘了,一個上午,共有7個眼科大夫檢查了我的右眼視網膜,末了,還一起開了會,對我右眼視網膜右上角的一個小黑點有爭議的診斷為“裂孔”,結論是“不適宜高空飛行”。我看到這個結論后,傷心的哭了。所有的大夫都來安慰我,尤其是那位女大夫,像對待親弟弟一樣, 一邊跟我擦眼淚,一邊言不由衷說一些連自己也安慰不了的話,拉著我的手,一直把我送上公共汽車,這時,我還看見她偷偷的用手絹抹著眼睛。我相信,她對那個裂孔結論是有疑問的,對我的意外落選她也是非常不甘心的,她的難過可能不亞于我。實際上,我的右眼到現在為止,從來未出現過什么異像,坐飛機也曾在1萬幾千米的高空呆過不少時間,從未有過不適。我只能說,“又紅又專”跟我開了個辛酸的玩笑,使我從云里霧里的高空狠狠的摔到了地上,冷酷而又現實的地上:瞳孔的放大使我無法看書復習,而那時離高考只剩下20來天,而且,無以名狀的無奈、憤慨和不甘心一直折磨著我,使我在一個星期瞳孔自然恢復后也集中不了精力去準備高考,我甚至放棄了復習,我始終把大夫們關于“會優先錄取”的安慰話當了真,加上填寫高考志愿表上的好高騖遠和過于盲從班主任要我考理科的意見,我終于與大學擦肩而過。
回想起來,我性格中自以為是以及浮躁的頑劣又一次在人生關鍵時刻起了變軌的關鍵作用!

第三章   青年時代

成天想著吃的年代

1961年8月,我和好幾個同班同學均接到了分配到市五金交電公司工作的通知,其中還有在全國中學生運動會上拿了吊環第二名的呂同學(忘了名),他勸我繼續考大學,我也應允了,因為我實在不甘心命運對我的不公!但是當我抱著“看看公司什么情況”的想法參加的該公司專門為新同志舉行的會議后,我性格中浮躁的劣根性使我最后一次喪失了與大學的緣分——改變人生軌跡的機會,我被公司經理對遠景的誘人描繪以及公司掌控著當時市場上奇缺的交電商品這一事實所吸引,決定次日正式到公司上班。而我的幾個同班同學次年都考上了不錯的大學,此事造成的后果是讓我整整20年都在為找一份糊口的工作而忍受著我的同齡人很少經歷的坎坷！
到公司后的當頭棒就是月工資只有19元(學徒工資)和月口糧降為21斤(商業職工的口糧標準)的冷酷現實!為此,公司食堂經常會發生我們這些高中畢業生與炊事員吵架的事,原因千篇一律都是為了“吃”,中晚餐炊事員只賣給我們老秤4兩米一團的飯,而我們非要多買不可,原因很簡單:吃自己的,超了標我們自己處理!結果是我們“人多勢眾”,炊事員只好服軟,而后果呢,就是月末那幾天我們一個個“彈盡糧絕”,這樣,當然影響著公司正常的工作秩序。于是,公司秘書科想了辦法:發放一種注明日期和早、中、晚字樣的餐券,只準推遲使用,不準提前使用。然而,這一招也不靈,我們這幫人,跟炊事員軟泡硬磨,先是提前吃星期天的,然后,吃31號的、30號的……,結果一樣!公司又想了奇招,可能是掌控著大量奇缺計劃商品的原因吧,不知是通過什么關系弄來一批成塊狀的豬肝渣,對那些能將口糧堅持到月末的青年職工給予獎勵,還時不時的在月末搞一點“瓜菜代”式的聚餐。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青年女同事的“無私”支援下,我們總可以一邊“寅吃卯糧”,一邊享受著豬肝渣的香甜和“瓜菜代”帶來的飽脹感。
到公司初,我被分到業務科,一起來這個科的男生有李燦凱和徐漬,女生有沈瑾和伍惠寧,我們以后都成了鐵哥們。我們的師傅老蔡教導我們:業務科的同志千萬要記住一條:到外面去跑,不管有事無事,而且跟著他出去“保證不吃虧”。于是,我們每天騎著自行車跟在他后面,果真是不吃虧,工作往往是跑一個單位后就沒事了,接下來的時間就是尋找吃的。老蔡知道什么地方有3角錢一碗的紅苕泥,8角錢一小碗的蓋澆飯等等,不過排隊時間特長。那個時代,只要能買到吃的,就是天大的幸運,排隊那簡直就是一種享受,那種感覺恰如將要見到日夜思念的心愛人那種沖動和幸福!
談到那個時代的吃,我特忘不了1962年的元旦加餐:每人半斤紅燒肉和半斤米的糯飯是各人拿搪瓷碗分別蒸熟的。10人一桌的公共席面上是四五個臉盆,流水般的去廚房打菜,滿滿當當的全是瓜菜之類,上一盆吃一盆,一個個吃得紅光滿面,末了一算,誰也不相信,整整吃了11盆!平均每人一盆多,還不算紅燒肉和糯飯。
    還有一次,我們幾個鐵哥賭誰吃得多,我雖說瘦精精的不到100斤,但說到吃,決不示弱。那一天是月末的一次晚飯,幾個女同事送來了10多張餐卷,而且買了5分錢的所謂味精醬油,我竟然一口氣吃下了32兩大米的飯,其中有4兩米的稀飯,發射了一顆空前絕后的“大衛星”!然而,這也讓我著著實實的平生第一次深刻領會到“撐著”比餓著更難受的真理!
    更有一次讓我忘不了的是偷吃“花生枯”(花生連殼榨油后形成的枯餅),那天晚上我們幾個進寢室睡覺,在上樓梯的時候,突然聞到一股濃烈的花生香,被強烈刺激起來的食欲逼著我們一定要找到這個“香源”,功夫不負有心人,終于在板梯間的后面發現了堆放花生枯的簡易倉庫。我們設法從小小的窗戶外鉤出來一大塊,弄到寢室里,敲碎后,大嚼起來,越嚼越香,還油氣十足。嘴巴里是享足了福,可胃卻難受極了,那一晚,我們幾個的胃都經歷了一次翻江倒海似的考驗,但誰也沒有哼哼,第二天一早哥們幾個一起到公廁,整整折騰了半天,也沒有徹底清除那些個“殘渣余孽”,個個一身臭汗你望著我、我望著你苦笑著直搖頭。
    那個年代,人們無論走到那兒,都是談吃。只要看見有地方排隊,不問青紅皂白,大家都會一擁而上,自覺排起隊來,以至經常鬧出排隊排到跟前才知道不是賣吃食的笑話來。
     大饑荒的年代終于離我們遠去,之所以能如此輕松的回顧那個成天想著吃的年代,確要感謝如今這個豐衣足食年代的開創者,更應該珍惜它的來之不易。

MR:難忘的成都女孩

每個人在情竇初開的青少年時代,都渴望與異性朋友交往,在成都的兩年,應該說與MR的交往是我平生第一次從異性朋友那里感受到了最直接、最具體的關愛:熱熱的、甜甜的。
MR是個地地道道的成都女孩,她的家就在十三中附近,我從東珠市巷姐姐家去上學必須經過她家。到十三中的第二個學期,我幾乎每個星期天下午的上學途中均與她“巧遇”因而自然而然的和她結伴同行到學校。頭幾次粗心的我一直都不在意,還傻傻的問為啥哪么巧?看到她低著頭撫弄辮發的樣子,竟然還窮問不舍,直到人家大紅著臉反問“你說為啥”才略微知道些許。對此,我并不以為然,我認為,和所有喜歡和我交往的人一樣,她也不過是喜歡和我接近而已。
但是,事情的發展使我慢慢的意識到,再不能“不以為然了”。幾乎是每天的晚自習,她都會來到我課桌前,讓我幫她解答她最吃力的立體幾何題,原因很簡單: “你做過《想像力和立體幾何》專題心得體會的講話,不找你找誰？”——她理直氣壯的反問,只會讓我心甘情愿為她效勞,旁邊的同學也均會狡黠的附和:“不找你找誰”。再后來,在她舍近求遠繞到我課桌前來求助解答一些根本無需求助的作業題,而“左鄰右舍”們又紛紛起哄時,我再也不能聽之任之了。我讓她吃過幾次“閉門羹”后,她那種露骨的“進攻”終于停止了。說實話,當時,我的心里早已被遠在家鄉另一個女孩NN所占據,我不能也不允許她這樣毫不掩飾的“主動進攻”繼續下去,聽之任之是一種褻瀆!
聰明的女孩決不會重復使用男孩不喜歡的方式去打動對方,MR就是這樣一個聰明的女孩。她并未停止“進攻”(我實在選擇不到更合適的詞),只是變換了方式:她本來是一個不好動的文靜女孩,在這以前,她很少參加學校的文娛活動,但是不知從何時起,她居然出現在我這個校文娛干事組織的每一次文娛活動中,在不經意間,讓我發現了她在文藝方面的潛質!當然,即使我再粗心,也不會不懂她的心思:改變自我,投其所好。實際上,改變自我就是一種付出、一種奉獻,甚至是一種犧牲。她的改變讓我感動,但卻無法撼動我心目中NN的地位,我只是沒有刻意冷淡她而已。
有一次,學校布置要在周末開展支農活動——送肥料到金牛區的生產隊去,作為學生會的干部,我自然得帶頭,但是,送什么肥料,用什么工具運輸等均使我大傷腦筋:姐姐家不用說肥料,連一樣工具都沒有,正在一籌莫展之時,MR偷偷告訴我,她會把一切弄好,只要我出力就行了,我如釋重負,由衷的說了聲“謝謝你!”那一天清早,我就空著手來到她家門口,她已經候在那兒,身旁是一架人力車,里面裝滿了一些垃圾灰之類的東西,車子旁邊還有另外兩位女同學,MR說,我們三人就充當你的副手了。我高興的朝她笑了笑,感激的連忙點頭,她這種全身心的幫助又讓我不尷尬的安排確實令我心動了好久好久。那一天,我們都在生產隊里勞動,晚飯后剛要準備返城,天公突然下起了瓢潑大雨,大家被安排到一個小學的教室里躲雨,豈料雨越下越大,根本沒有停下的意思。大伙兒一合計,決定就地“安營扎寨”,那一晚,大家興奮不已,又說又笑又唱歌直到深夜,大家才一個個靠在墻壁上陸續進入夢鄉……朦朧中我似乎覺得有人靠在我的肩膀上,睜開眼才知道是MR,我不忍心推開她的頭,我就當這是我的一種回報吧。此時,我的心有點熱熱的,說實話,我也不大情愿推開她的頭。
那一年,她也沒有考上大學,聽說被分到了飲食服務公司工作,離我們公司不遠,但我沒有主動去找她,我實在不愿意我的心再那么“有點熱熱的”下去。
但是不久,MR又開始了她的“進攻”,第一次,她沒有露面,而是送來一件用干凈手帕包好的東西擱到傳達室小萬那里,請他轉交我。傍晚,我解開小包,里面竟是幾個香噴噴的白面包子,這可是那個24小時都夢著找吃的年代里多少人看都看不到的東西呀!一張小紙條上寫著:這是我們公司特制的食品,我舍不得吃,送你大小伙解解饞吧。MR即日。我已經無法描述我當時的那種被異性牽掛著、關愛著、呵護著時的異常復雜的感受:令人陶醉的、暖暖的、甜甜的溫馨。
從此,我們又開始見面了,理由簡單得不能再簡單:洗一件衣服,縫一粒紐扣,遞幾斤糧票,包幾個稀罕的桃酥餅……我雖然總是被動接受著,但我越來越樂意接受她的主動,甚至于有了依賴情結。而此時,我心目中NN的地位已經發展到了不容挪動的程度了。在我的鐵哥們的一致督促下,我終于決定和MR挑明一切,那一天傍晚,我送她出我公司門口后,對她鄭重的說:明晚7點我們到錦江公園亭子間,我有重要的話跟你講。他頓時兩眼發亮:你早就應該講了!說完,像小鳥一樣輕盈的、歡快的走了,望著她的背影,我的心酸酸的……
第二天的約會是我感到最沉重的一次約會,她用熱盼的眼神望著我,急切的等著我把她最希望聽到的“重要的話”說出來,但我幾次欲言又止,實在說不出口。直到她生氣說“不說拉倒,我回去了!”,我才低著頭開口了,說得很直露,簡單明白:另一個女孩比她先到,我只得對不起了!我看見她哭了,傷心的哭了,撂下一句“你為什么不早說”就傷心的哭著跑了。
她整整一星期沒有找我,傳達室也沒有電話呼我。我若有所失又覺得如釋重負。第8天,她來了電話,語氣很平靜,要我告訴她NN的地址,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了她。她們倆彼此都通了信,具體內容,至今我也不清楚。
此后,她仍然那么關愛著我,照顧著我,我以后在成都市工人藝術團的每一次演出,她大都會騎車前往觀看。在我的圈子里,除了我的“鐵哥們”外,誰都會不相信,我們不是一對。再這樣發展下去,我會無力自拔,于是,我準備選擇逃避,我覺得,回萍鄉教書,可能是我一舉兩得的最好選擇,但是,鐵哥們中大都不同意這種方式,可又想不出別的辦法,最后,還是把決定權留給了我自己,還一致批評我與MR“當斷不斷,必受其亂”；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換成你們,誰能斷得了!?
公司領導召開的一次新同志特別會之后,我“當斷”的機會來了。原來,公司根據上級指示要精簡職工,但是此項工作推不動,就特意開會要求我們這些年輕人帶個頭,寫自愿被精簡的申請,而且每個人都寫,以便帶動那些必須精簡而又不愿寫申請的老職工。末了,還再三說明,你們年輕人都要準備接班,不可能精簡。
我不僅立即寫了申請,而且一連寫了三次,我是決心離開成都,離開MR,回到萍鄉,回到NN身邊去!
公司為了推動此項工作,很快批準了我的申請,并借機造勢,開大會,帶紅花,出板報,還主動買好車票讓我繞道北京去跟在總政歌舞團學習的姐姐道別,順便逛逛我向往已久的北京城。總之,我發覺我是不由分說、不由自主的被很快的推上了回萍鄉的旅途,沒有絲毫思考和商量的余地。為此,我姐回成都后曾到公司質疑,公司雖然出示了我的三份申請,還是承認有欠妥之處,并答應要是愿意,小宋還可以再回來——然而,開弓沒有回頭箭,我已經不可能再回成都了。
在離開成都的頭一天晚上9點,我才打電話告訴MR,她開始怎么也不相信,末了,我正顏厲色的說：明天幾點幾分的火車,如果你不到火車站來,就永遠見不著我了,MR,我只能說對不起了!電話的那一頭她哽咽了半天才說了一句至今都讓我愧疚的話:你怎么能這樣壞哦!
第二天的送行很隆重,但我的心情也很沉重,大有“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悲壯；對于公司和藝術團朋友們的臨別祝福,我總是忘顧左右而言他。我心里一直盼望著她來,又怕她來,我不知道見到她該說些什么,但是,我還是在火車要啟動前的一分鐘里,看見了她,她選擇了一種不讓我難堪的告別方式:一個人站在遠處,一只手用手絹擦著眼睛,另一只手向我揮動著……。
半個月后,我回到五陂下收到的第一封信,就是她飽蘸著愛和著淚水寫就的她與我兩年來交往的真情實感的記錄,整整15頁信箋。

在成都工人藝術團的日子

在成都的兩年中,還讓我難忘的是在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工人業余藝術團的那些快樂的日子。
剛上班不久,公司就把我推薦到藝術團,經過老師的測試,就讓我參加了藝術團的“聲樂研究小組”,這個小組人不多,都是省音樂學院的聲樂教授在合唱團里一個個選出來的,基本上都是作為獨唱演員培養的,這個小組的人都被獲準每周一、三、五的下午到文化宮參加培訓,加上星期天的全團活動日,我一星期可以有4次參加藝術團活動的機會。這樣,比起我們公司鐵哥們的日子就更容易被打發,談“吃”、想“吃”的時間自然也比鐵哥們少的多了,況且我還可以把在藝術團的趣事帶回公司與他們一起共享,尤其是我會經常帶給鐵哥們什么單位什么時間舉行舞會的信息,更讓他們歡欣雀躍,因此,幾乎每天,我們幾個鐵哥都要在一起“擺龍門陣”,內容就不再只是“吃”了,而很多時候則是舞會后的評頭品足了,誰誰誰的舞姿好呀,誰誰誰笨得像頭牛呀,紅男綠女的侃得勁頭十足。當然,那已經是1962年的上半年,“吃”的形勢似乎開始有了好轉的時候了。
聲樂研究小組的培訓相當正規,發聲、視唱、練耳等個個都要過關。在合唱隊的歌曲練習中,因為嚴格要求音色的統一以及音量的和諧我經常因為音量過大而被點名批評,教授說,你在合唱時如果聽到了自己的聲音,那就說明你的音量過大,你必須控制住自己的音量,音色的統一與音量的和諧直接體現合唱隊的整體水平。此外,老師還講授了“啟承轉合”的基本作曲法,這些專業知識當然在我以后的藝術創作實踐當中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我參加藝術團的下廠巡回演出始于1962年的五一勞動節之后,我參加的男聲組唱阿爾巴尼亞民歌《小辮子飄呀飄》和男女聲二重唱《毛主席派人來》均為每場必演的保留節目。尤其是《毛主席派人來》更是受歡迎,原因是這首膾炙人口的重唱歌曲是成都戰旗文工團創作并首唱的,成都人耳濡目染,早已耳熟能詳,再就是這首歌曲的和聲相當美,尤其是后面“帶了幸福來”的男女聲輪唱更把聽眾的情緒推向高潮。故我和我的搭檔經常要返場,重復唱一段這首歌。這當然就使我很快成為藝術團的聚焦者,也就自然成為了許多女孩特別關注的男孩了。舞蹈隊的SM就經常不經我同意就跑到東珠市巷姐姐家,還主動認我媽為干媽,她是個非常會打扮而且身材特好的一個女孩,弄得我媽心里喜滋滋的，但因為她的刻意做作,我從未動過心；還有一個小女孩小H,對我簡直是崇拜,親昵的叫我“小宋哥哥”,她的一只眼有一點“照”,但是很大很亮,經常爬到我背上要我背她,還問一些不著邊際的問題,那一年她18歲,在一家照相舘學徒,專門為彩色相片著色,因此,我和我的鐵哥們有什么相片要放大,她一概爽快答應,NN的第一張6寸放大彩照就是出自她的精心描繪,原因很簡單:“因為是小宋哥哥的女朋友!”她會理直氣壯的回答別人明知故問的“為什么”。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東西,她總是公開的申明“這可是送給我小宋哥哥的,你憑啥子要!”當我把我要離開成都的消息告訴她時,她竟然睜著大眼睛:為啥子要離開嘛?而且又一次爬到我背上:我不讓你走,你不答應,我就不下來!她的這份天真無邪,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那么的清晰,那么的美好。
談到藝術團的日子和藝術團的女孩,我不可能不談到我的二重唱黃金搭檔DY姐,DY姐實際還比我小月份,但是她的早熟以及黝黑的皮膚使得她比其實際年齡略顯大一點,況且,在所有的活動中,她都像姐姐一樣照顧我,幫我化妝、卸裝,隨時整理我被弄亂的演出服,演出后的加餐總要等著我,并把平時難得吃到的菜肴大把大把的夾到我碗里,平時,她也時不時的到東珠市巷姐姐家去看望我媽媽,加上MR,起碼有三個以上的女孩經常去,弄得我媽眼花繚亂,一天,媽問我:到底哪個是你的那個?我的回答是:都是朋友,但都不是“那個”。媽媽沒好氣的罵了一聲:小畜生連媽媽面前也沒有實話!
有一天排練后,大家都出了排練廳,DY姐留住了我,一臉的嚴肅說有話跟我講,我不知發生了什么事,忙問:DY姐,什么事,那么嚴肅?只見她黝黑的臉龐上泛著紅光:你不可以再叫我DY姐了。我問:為什么?她低下頭:因為我比你小5個月!那我該叫你什么?就叫DY!意思再明白不過了,又一個MR似的女孩闖入了我的情感世界。但是令我慶幸的是我與DY的感情就是姐弟之間的那種,就像我喜歡小H妹妹一樣,那么親密無間,但卻永遠不可能越雷池一步。我當時的回答是真誠的:DY姐,我叫姐習慣了,還是叫DY姐更親熱。
我仍然叫她DY姐,她不搭理我,我不停的叫,她用手指戳著我的額頭:你是個小笨蛋!在這之后,有一次演出差點演砸了,因為DY姐和我單獨談話的事傳到了樂隊主弦小C的耳里,他是DY姐的忠實“保護神”,而且在緊緊的追著她,他可能對我早就心存芥蒂了,于是決定懲罰我這個“第三者”。那天晚上的《毛主席派人來》是在成都市一家大廠子演出,我記得好像是成都市量具刃具廠,觀眾不少于1000人。輪到我們上場了,前奏音樂一響,我就知道有情況了:起碼定高了一個調,重唱中,男的是屬于男高音音域,因此,我的最高音唱出來就沙啞了,一連三段下來,我可以說是羞愧難當,躲到一邊偷著生悶氣。只聽見DY姐大發雷霆的指責小C不是東西,連“卑郫”的詞都用上了,不管小C怎么道歉,DY姐就是不饒不讓,并且當眾宣布:她從沒有答應過他什么,他不應再找她了。返回時,她約我翌日下午在團里見,她有要事跟我講。我已經有了思想準備,更何況我回萍鄉的申請已經批準,不久,我就要離開成都了，我會泰然的處理好和DY姐次日的談話。
第二天,她首先問我去不去專業文工團,我說想是想,但是不可能了。她說涼山自治州文工團正需要我們這樣的重唱演員,我們一起走好嗎?我只得把一切都告訴了她,末了,我勸她不要那樣對小C,這樣對他不公平……我看到了她眼里的淚花,最后,她擦干眼淚哽咽著說:一定要回萍鄉嗎?我點了點頭:是的,一定!
回到萍鄉后,給她寫信的稱呼依然是“DY姐”,后來她真的去了涼山。

精神和肉體的“超載”

我回到萍鄉的日期是1962年的9月3日,那是個陰雨綿綿的日子,下到月臺,冷冷清清的沒有幾個人,我想像的站臺與NN久別重逢的浪漫景象圖片學區劃分沒有出現,沒有朋友、沒有親人、更沒有NN的身影!此時的我,不僅沒有絲毫久別重返家鄉的興奮,反而有一股濃烈的失落悲情涌遍全身:鼻子里酸酸的,眼睛里澀澀的。我不甘心,提著行李,披著雨衣憑記憶一口氣跑到學前巷NN大姨媽家,敲開門,露出她大姨媽不冷不熱的神態,她似乎沒有認出我,可我還是斗膽打聽NN來過沒有,回答是“沒有”!我幾乎絕望的離開了她家,拖著一雙沉重的腿無奈的朝著五陂下——那個令我前途一片茫然的“家”走去……。
回到家,父親的第一句話就讓我誠惶誠恐:你回來也好,一家連你4張口,就靠你了。那時,父親已經64歲了,大妹16,小妹才12,都是面黃肌瘦的,我頓時感到了肩上壓力的沉重。
第二天,我來到市里的精簡辦,遞上了我的糧油戶口遷移證,以及單位的不錯的工作鑒定,那位工作人員看都不看一眼,拿著一個事先就準備好的長方型印章在遷移證上狠狠的蓋了一個戳就扔給了我,我接過一看,是“貫農村戶口,遷回原籍”幾個字,我的心頓時涼了大半截!農村戶口對于我就意味著從此失去了商品糧,失去了做城市人的資格,就意味著我從此變成了這個國度里的二等公民,就意味著我要承受起本不該讓我承受的困苦和磨難!
首先當頭一棒的是我的口糧一定要從次年的元旦起,生產隊才會供應,怎么講也沒用,我知道,父親的“偽官吏”出身不允許我去據理力爭,越爭越會起副作用;然后是那時農村實行基本口糧加“勞肥帶糧”的糧食分配方案,(每個人的基本口糧每天一斤谷子加上農戶全家的勞動工分以及交給生產隊的肥料折算的糧食),我家一個老頭帶著兩個未成年的小姑娘能掙多少工分,又能有多少排泄物呢?所以,他們半年的口糧到我回家時已所剩無幾,加上我帶回來的糧票,盡量省著吃也不能捱到年底,東借西挪總算到了11月下旬。那一天晚上,父親對我說,現在是借貸無門,還有49天才能開倉領糧,你總得想辦法呀!你最好放駕去一趟長潭你“雞伢”老表家去求求援。“雞伢”老表從小喪母,跟著外婆在我家長大,應該會幫忙的。第二天,我在一個最好的朋友那里借了5斤糧票,在河背窯上砍了兩大把小毛竹(燒飯用),然后就動身前往長潭“雞伢”老表家。
來到長潭小鎮,一問“雞伢”老表的大號,大家都熟悉。我乘船過了河不到100米,就見一棟紅磚瓦屋,門前還有個小院子,這就是“雞伢”老表家了。老表夫婦很熱情,尤其是老表,他早就聽說我在成都,而且進了文工團,他又格外喜歡吹吹打打,所以一個勁的問我在成都的事,而且把他喜愛的手動留聲機不斷的放那種膠質大唱片,一色的花鼓調,還不時的跟著唱……,我只得勉強應付著。一個下午我一邊跟著他在菜園里(他們是菜農)拔草,一邊聽他講時聞,我不好意思表明來意,直到晚上,他主動問到“舅爺還好冇”,我才把一切告訴了他,并說明這是父親要我來向表哥求援的。聽后,他好久未開聲,臨到睡覺前,他嚴肅的跟我講,老弟,愿不愿意跟著我吃苦,我說,我回家了,肯定要準備吃苦!他說能吃苦就好,我們菜農苦是苦一點,但比起作田栽幾兜死禾(即單一種水稻)好多了;從明天早晨起,你跟著我到城里掏大糞去!借米度難關的事他一點也沒有提起。為了能讓一家人度過這該死的49天,我只好答應了。
第二天凌晨4點,“雞伢”老表叫醒了我,給了我一擔糞桶,還有一只把柄有2米多長的鏟,他說這是掏糞用的。其實,這種長把鏟我早在青草沖念書時,就知道它的作用,因為菜農經常會到我們學校的公廁糞池旁用這種鏟子“偷”糞。今天,終于輪到我去“偷”糞了!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果不其然,表哥領我去的第一站就是汪公潭萍鄉中學的公廁,我們進到糞池旁時,已經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了,老表說,今天來遲了,明天還要早起!我們“打掃”了兩個公廁的“戰場”才勉強夠上4個糞桶的“戰利品”。返程的5華里,對于我這個剛從成都回鄉的瘦弱男孩來講,絕對是精神和肉體的一次刻骨銘心的“超載”。可是,表哥全不設身處地的為我想想,也沒有絲毫的憐憫之心,連續幾天,都讓我裝夠滿滿的兩糞桶,這一天,我累壞了,回家就躺倒在床上,連早飯都沒吃,表嫂進來摸了摸我的額頭,對表哥說,他這么瘦弱,哪能經得起這般累?表哥也說,看來,我是急了點。于是他揀出了三個麻袋,裝滿了紅薯、腳板薯、紅、白蘿卜和其他蔬菜,還有一小袋大米,大約有20來斤,推出一架土推車,將幾袋救命食物牢牢的綁到了車上,然后,對我說,老弟,吃了飯回家吧,有困難再來。我感動得從床上一躍而起,含著淚說,謝謝表哥。在回家的路上,我暗自決定,決不當農民,過完年就去找工作,我不信,沒地方要我!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