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鄉人蔡孟堅-差點將中共中央一網打盡的人!

王明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佼佼者。

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到底是哪29個人，說法不一，比較通行的說法是：

王明、博古（秦邦憲）、張聞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何克全（凱豐）、楊尚昆、沈澤民、陳昌浩、張琴秋、何子述、夏曦、孟慶樹（緒）、王保（寶）禮、王盛榮、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純）、孫濟民（際明）、杜作祥、宋潘（盤）民、陳原（源）道、李竹聲、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鑒、袁家鏞、徐以（一）新。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多是些才華橫溢的人，共同特點是熟讀馬列經典，講起話來每每俄語、英語脫口而出，激情四溢，極富感染力。唯一的弱點就是比較缺乏實際斗爭的經驗，對蘇聯的了解超過對中國的了解，脫離實際比較遠。

最要命的，這些人并不把這個當缺點，反而覺得天下只有我懂馬列，別人都是“土包子”。殊不知，中國的事情，用“土包子”的方式來解決，往往更管用。

王明于1929年回國。后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當《紅旗》報編輯，正是在此期間，王明寫出了他那本著名的《兩條路線》的小冊子，后來更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這個名字更加著名。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就是在王明的提議下召開的。

王明掌權以后，痛感自己以及他身邊的“小圈子”回國時間太短、資歷不夠、根基太淺，于是提出了“系統地改造黨”的方針，派出了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改造各級黨的領導機關。

所謂“系統地改造黨”是個什么含義呢？

據《中央關于蘇維埃區域黨的組織決議案》的規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權可以改正和停止當地最高黨部的決議與解散當地黨委，當地(當地黨委)是錯了的時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當地最高黨部委員會則在公開的領導政權的黨中一般的都是由當地黨的代表大會產生的，兩種組織絕不容混淆與合并起來。”

說白了，就是保證王明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黨的各級、各層都能夠得到不折不扣地執行。

前面說過，1931年1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 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周恩來任書記。由于當時周恩來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任軍委書記，在周恩來未到任前，曾由項英、毛澤東先后代理書記。

實際上，周恩來，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派到中共蘇區的“中央代表”。

同樣，張國燾則被派到了鄂豫皖蘇區，扮演同樣的角色。根據《中央關于鄂豫皖省委的決議》：由張國燾任鄂豫皖蘇區中央局書記兼軍委主席，陳昌浩任鄂豫皖蘇區少共中央局書記。

 

 蔡孟堅與“顧順章案”

張國燾晚年在加拿大寫有回憶錄——《我的回憶》

據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當時鄂豫皖區還保有較多的立三路線的殘余，負那個區域領導責任的曾鐘圣(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線的擁護者，我的同志們覺得我去那里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覺得我對那一帶的情況較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馳騁的所在，我為之向往。”

另外還有一種說法，即最初的決定，是周恩來去鄂豫皖蘇區，張國燾則去中共蘇區，后來大家一致認為鄂豫皖蘇區更需要加強工作。而周恩來不能馬上到位，還是由張國燾去鄂豫皖蘇區為好，包括周恩來自己，也持這種態度。

年輕時的張國燾。

所以后來有人說，幸虧是秉性相對比較恬淡的周恩來去了中共蘇區。如果換成張國燾前去主黨，遇見與主政的毛澤東，以其二人同樣的強勢性格，再加上本來就互相不大看得順眼，不知何以相處。

1931年4月1日，張國燾和陳昌浩離開上海，顧順章將他們護送到武漢，并交給了鄂豫皖蘇區派來接頭的秘密交通員。

正是在武漢，顧順章遇到了他的“天敵”——蔡孟堅。

 

4

 

蔡孟堅，1905年生，江西萍鄉人。

蔡孟堅“出道”甚早，1923年，還在萍鄉念中學的時候就加入了國民黨，后考上青島大學，畢業以后，蔡孟堅于1928年投筆從戎，參加了“二次北伐”。

按：“二次北伐”，又是一個比較陌生的名詞。因為這是國民黨自稱的，我們這邊并不承認。

1927年4月，蔣介石背叛革命，國共兩黨共同領導的北伐到此中止。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自說自話”地成立了一個“國民政府”，這話一說又遠了，以后再說吧。

8月25日，“寧漢合流”。1928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令軍事委員會“限期完成北伐”， 蔣介石仍為北伐軍總司令并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以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

1928年5月，北伐軍迫近京津，北洋政府最后一個掌權者、統治北京的北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張作霖見大勢已去，于6月3日退出北京，返回老家東北。次日，在皇姑屯被炸死。

張作霖的死，意味著統治中國長達16年的北洋軍閥時代徹底結束。

6月8日，閻錫山部率先進入北京，并被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為京津衛戍總司令，全權負責接收北京事務。6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明令改北京為北平特別市。

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統一告成”，“二次北伐”同時宣告完成。

同年12月29日，以“東北易幟”為標志，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正式納入國民政府版圖。

接著說蔡孟堅。參加“二次北伐”之后，蔡孟堅投入“戰地政務委員會”主席蔣作賓手下，成績斐然，很快就收編了北洋軍閥的一個師，并將其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49師，開到煙臺加入作戰。此事得到了蔣介石的專電嘉獎。

可能也是由于太年輕吧，缺乏“革命”斗爭經驗，23歲的蔡孟堅被人家結結實實地“涮”了一道，剛反正過來的那個“第49師”師長旋即復叛，差點把國民政府派來接管煙臺的幾十名“中央”大員“連鍋”端掉。幸虧蔡孟堅警覺，在最危急的關頭，把這些人救了出來。

事后追究此事，蔣介石親自與蔡孟堅談話，了解情況，蔡據實相告。

因緣時會，正是這一次談話，蔡孟堅得到了蔣介石的特別賞識。用他自家的話說：“蔣公認我無經驗而有冒險愛國心，當時獨賞我三千元，囑我稍事反省。”

蔡孟堅從此“簡在帝心”。

“反省”了幾個月，蔡孟堅找到蔣介石，要求安排個工作，蔣把他交給了陳立夫。

蔡孟堅與“顧順章案”

陳立夫

陳立夫當時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見到蔡孟堅之后，陳當即叫來“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科長徐恩曾，介紹他倆認識。

“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就是中統的前身，此時，徐恩曾剛剛接任不久。

徐恩曾，生于1896年，浙江湖州人。

徐恩曾也是著名的大特務了，比起戴笠來也不遑多讓。但他們倆的出身、經歷可不一樣，簡直是天壤之別。

戴笠出身社會最底層，徐恩曾則是富家子弟。

戴笠讀的是“社會大學”，徐恩曾可是正牌的大學生，畢業于上海南洋公學，后來又到美國學習電機工程。

所以，軍統跟中統的路數不太一樣，彼此長處、短板也有很大區別。

軍統辦事，往往“邪招兒”多得出奇，邪得一般人想不出來；中統的人，則多少有些書生氣。所以中統跟軍統較勁，經常吃“暗”虧，兩邊打架，挨揍的一般都是中統。

所以，搞軍事情報、殺人越貨，那是軍統的拿手好戲，但是要講“黨派斗爭”（不僅是針對共產黨，一切黨派的活動，均在中統的視線之內），中統還是頗有些獨到之處的，不是浪得虛名。

這些，跟這兩個“掌門人”有很大的關系，一個受過良好教育，一個是“打流”出身，能一樣得了么？

徐恩曾跟陳果夫、陳立夫是表兄弟，比陳果夫小，但比陳立夫大幾歲。

所以，徐恩曾回國以后，就投到了“二陳”兄弟手下。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根據宣傳的需要，由陳果夫主持，要建立“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這也是中國第一座廣播電臺。具體辦事的，就是徐恩曾，他是這個方面的專家嘛，正是學這個的。

1928年8月1日，“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正式開播，徐恩曾順理成章地成為第一任臺長。

也正是因籌辦“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的需要，徐恩曾開辦了一個無線電訓練班，結果招進來一顆大“釘子”，等“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建起來了，又招進了兩顆大“釘子”——這事后面再說。

接著，徐恩曾進入中央黨部任總務科長，再往后，原“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科長葉秀峰跟陳立夫鬧脾氣，徐恩曾代理科長，從此開始其特務生涯，執掌中統這個國民黨內最大的特務機構達15年之久。

陳立夫對徐恩曾說，這位蔡孟堅先生，是蔣先生介紹來的，暫且算你那兒的人，但不歸你管。他的工作任務，由我和蔣先生直接安排。

陳立夫雖然比徐恩曾還小幾歲，但卻是他的頂頭上司，他的話，徐恩曾自然奉命唯謹。

不久，蔡孟堅就為蔣介石立了一大功。

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蔣介石秘密策反了馮玉祥部、駐許昌的師長任應岐。

任應岐，我們在講“吉鴻昌案”的時候曾經說過，大家應該還記得。

蔡孟堅被蔣介石派到任應岐處，負責與“中央”的聯絡。

據蔡孟堅回憶：

“某日，馮玉祥總部派傳令兵，給任應岐密送新發的密電本。密電本的前頁，列有其部各軍、師電臺的密號。當時，參謀處全部官兵集中，由馮玉祥總部點名發餉。傳令兵催給密電本的收據，我從桌上拿起日戳，加蓋收條。我將密電本秘藏身內，即到附近的許昌英美煙草公司。我見該公司收煙葉的車輛只要插英、美國旗，照例可通過雙方對陣的戰線。我即請求通融乘坐該公司煙葉車，前往馬牧集經商，竟得允許。我乘便車，安全到達。我見到蔣公總部的機要房主任毛慶祥，特將密電本托毛慶祥面撤吭火車作活動辦公地點的蔣公。毛慶祥即告知，蔣公對密電本非常重視。而后，我方參謀處傳出：利用該密電本，各軍、師番號用敵軍總司令的名義，調動敵軍部隊。因此，我方連收勝果。”

蔡孟堅的這一出，堪比“蔣干盜書”了。不過，蔣干是個大傻子，被別人賣了還在幫人數錢。

蔡孟堅可不一樣了，正如蔣介石所說：“你取來的密電本，勝十萬軍隊，中原大戰不久可結束。現在第一個敵人打倒了，要應付第二個敵人。”

蔣介石所說的“第二個敵人”不問可知是共產黨。蔣說：湖南、湖北的共產黨活動很厲害，彭德懷占領了長沙，武漢也三天兩頭鬧暴動。所以派你做“兩湖特派員”，駐武漢。相信你一定能夠完成任務。

蔣介石同時電告陳立夫，令其轉告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蔡孟堅對共黨有生殺權。”

蔣介石沒有看走眼——25歲的蔡孟堅，將在武漢成為一名“鏟共專家”。

1930年8月，蔡孟堅抵達武漢，就任“兩湖特派員”。

此時中原大戰已經爆發，原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被蔣介石調任第三軍團總指揮，接任的是何應欽。

蔡孟堅前去拜謁何應欽。何對他說：共產黨趁著中原大戰，在湖南湖北兩地實行“李立三城市路線”，來無影、去無蹤，目前采取的是“即捕即殺”的辦法。

按：何應欽口中的“李立三城市路線”，在中共黨史上稱為“立三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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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生于1899年，湖南醴陵人。李立三長期做勞工工作，是“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的主要領導者，并且，南昌起義也是由他首先向中央建議的。

在中共“六大”上，李立三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政治局常委候補委員，隨后任中央宣傳部長兼秘書長，從此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層。

1930年3月，實際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去莫斯科出席“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由李立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當時適逢中原大戰，李立三錯誤估計了形勢，認為可以乘機奪取全國的勝利。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點名批評了毛澤東，而且口氣還非常嚴厲：“在全國軍事會議中發現了妨害紅軍發展的兩種障礙：一是蘇維埃區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游擊戰略。最明顯的是（紅）四軍毛澤東同志，他有整個的路線，他的路線完全與中央不同。”

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并且滿懷豪情地提出了“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口號。

6月15日，中共中央致信紅四軍前委，再次嚴厲地批評毛澤東等：“你們現在完全反映著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機會主義的錯誤。”

 “你們固執過去的路線，主要的原因是你們沒有了解整個革 命形勢的轉變。這的確也難怪你們，因為你們處境太偏僻了。”

 “中央新的路線到達四軍后，前委須堅決按照這個新的路線轉變。”

“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朱德被迫去打大城市南昌、9月又去第二次攻打長沙，也沒打下來。

在此之前的1930年7月,彭德懷曾率領紅三軍團，趁國民黨湖南省主席、國民黨軍隊第四路軍總指揮去湘南追擊桂系部隊之機，第一次攻打長沙,并占領了一個月時間，8月撤出。

兩次攻打長沙，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中之一是——何健為了報復，于1930年11月14日，殺害了毛澤東的夫人楊開慧同志。

后來，朱、毛轉而進攻群眾基礎比較好的吉安，一舉攻克，并在吉安建立了以曾山為主席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

9月24日，瞿秋白、周恩來回國，召開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李立三隨后被免職，并被派往蘇聯學習。

“立三路線”維持了僅僅三個月，但中國共產黨和李立三本人，都為這三個月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所謂“即捕即殺”——按照武漢警備司令部頒布的《戒嚴條例》，共16條，凡觸犯其中任何一條即可處以死刑。

蔡孟堅很謙虛地說：“蔣公”臨時把我從中原戰場上抽調出來，到武漢鎮壓暴亂。但對付共產黨，我沒有什么經驗。“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所以，我希望能與被捕的共產黨談一談，才能了解他們的行動策略。

對此，何應欽也表示認可，并說他也覺得目前這種不問青紅皂白一律槍斃的做法，確實不好。

于是何當時就拿起電話問“軍法處”，有沒有現成的共產黨可供訊問。一問說有兩個，明天就要執行槍決。

蔡孟堅第一時間找到二人分別談話。他的審訊別開生面，不像別人那樣劍拔弩張，動輒大刑伺候。而是用拉家常的方式，令人感到比較舒服，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俗話說“軟刀子殺人”，二人很快被蔡孟堅這把“軟刀子”剌開了口子，供認一個叫宋惠和，另一個叫陳謙。

宋惠和，1907生，化名周大烈。湖南湘潭人。

宋惠和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到武漢以后，歷任任共青團湖北省委組織部長兼陽夏區委書記、漢口區行動委員會主席團成員。

叛變以后，宋惠和為蔡孟堅制定出了一個“實施現場捉共辦法”。

所謂“實施現場捉共辦法”其實十分小兒科，就是我們在《紅巖》中看到的那一套，即每當有共產黨叛變之后，就給他配備幾個便衣特務，隨著叛徒滿大街溜達。一旦遇到原來的的上下級或聯系人，馬上由特務現場逮捕。

蔡孟堅又去找何應欽，對他說，現在有這么一個辦法，我認為可行，但我是一個人來的，無人可用。

何應欽當即表示，他認識上海的一個洪幫大爺，此時正在武漢，可以讓他找些人供你驅使。

不久，蔡孟堅就組成了一個20多人的班底，除了洪幫分子以外，宋惠和、陳謙二人成了蔡孟堅的左右手。

很快，這個“小兒科”的辦法就收到了成效。

 

據武漢黨史資料記載，僅9月到12月的4個多月時間里，就有100余人被捕犧牲，其中包括長江局總行委委員兼漢口區行動委員會書記秦了君、武漢市委代理書記郭士杰、中共中央長江局秘書長沈紹藩、湖北省總工會主席孫良惠、中共紡織產業工委書記吳芳、武漢市委常委鄭德輝、市委書記陳洪周、長江局委員兼秘書長張采真、長江局共青團負責人袁樹人等同志。

同時，武漢市委秘書機關(漢口合興隆雜貨店)、武漢市委會議機關(漢口方正里8號)、長江局秘書機關(漢口湖南街5號)、長江局接頭機關(漢口第一賓館26號)、長江局接待機關(漢口中山路新成里)、長江局印刷機關(漢口張美之巷6號)等秘密機關被全部破壞。

由于從省市委到基層黨組織均遭破壞，1930年12月，中共中央被迫決定撤銷長江局。

按：這里所說的“長江局”并不是抗戰以后成立，曾由王明擔任負責人的那個“中共中央長江局”。

1930年7月下旬，為實現李立三提出的“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中共中央決定在武漢建立中央派出機構——中共中央長江局。主要工作是：“組織武漢暴動，準備在武漢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集中紅軍進攻武漢、長沙、南昌、九江、信陽等中心城市；組織地方農民暴動與武漢暴動配合；組織兵變與兵暴，配合武漢暴動。”

中共中央長江局由項英任常委會書記。8月7日，長江局與中共湖北省委“合并”，黨團組織“統一”，成立長江局總行動委員會，簡稱總行委，書記仍為項英。

所以，叛徒宋惠和，被捕前正是秦了君的直接下級，屬于中共中央長江局的一名基層負責人。

這一下，初出茅廬的蔡孟堅聲名鵲起，短短幾個月，儼然以“鏟共專家”的面目出現在武漢三鎮。

 

 

6

 

“實施現場捉共辦法”僅僅是蔡孟堅的“三部曲”之一，后面還有之二、之三，當然，在當時，蔡孟堅自己并不知道、

1930年12月2日，一個共產黨叛徒指使特務在武漢街頭抓了一個叫華夏的人，逮捕后一審，還真是共產黨。再往深了問，華夏不肯說了，只是說，叫你們的“鏟共”負責人親自來談。

蔡孟堅當即“閉門審訊”，這一審，還真審出了一起“驚天巨案”。

被捕的華夏，真名叫做陳華，真實身份是中共漢口區委書記。

原來，1930年11月，中原大戰以蔣方大獲全勝而告終，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會后巡視武漢。漢口工商組織準備聯合舉行“討逆勝利大會”，蔣介石將親自出席并演講。

據陳華供認，共產黨已經打入大會的會務組，并主管分發入場券。他們拿到兩百張，這兩百張票，他們將從湖北各地分頭來到武漢，并分組進入會場，每組5人，當蔣介石上臺后，大家一起向臺上投擲炸彈。

不問可知，蔡孟堅當即令手下展開全城大搜捕，同時報告何應欽。因此，陳華的叛變，不但令刺蔣行動徹底告吹，反而使多名共產黨員被捕。

蔣介石聽了何應欽的報告，大為高興，當然，他不僅是因為自己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筆者相信，這種簡單的所謂刺殺行動，頭腦簡單的熱情多于冷靜嚴謹的設計，根本奈何不了蔣介石。

老蔣的身邊，先不說有多少護衛——僅僅戴笠，從特務處成立的開初，就將自己手下的黎鐵漢派到了老蔣的身邊。

黎鐵漢，1904年生，廣東海南定安人，軍校二期步科畢業。

黎鐵漢跟鄭介民是同鄉，又是軍校二期同期的同學，但他卻不是鄭派的人。

黎鐵漢的資格很老，第一、第二次東征和北伐他都參加過。

我們知道，黃埔早期的學生，尤其是一、二兩期，只要是“挺”過了北伐的，幾乎個個是國民革命軍“名將”。如果是我們這邊的，元帥、大將，也不在話下。

原因何在？

因為第一、第二次東征太殘酷了！

前幾期的學生，在第一、第二次東征的時候，都是以學兵的身份，直接編入作戰部隊去打仗的——槍子兒無情，他可不管誰是蔣校長手下的“天之驕子”，只要是一槍命中左胸，管你是軍校學生，還是長官的馬夫、勤務兵，一樣“回家”！

所以軍校早期的學生，在第一、第二次東征中大量犧牲，僥幸活下來的，后面跟著還有平定楊、劉叛亂、還有同樣殘酷的北伐。這個時候，早期的學生，都成為了下級軍官，即便如此，犧牲的概路坷然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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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時擔任葉挺獨立團第一營營長的曹淵。

最典型的，當屬革命軍人的典范——曹淵。在武昌城下，年輕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葉挺獨立團第一營營長曹淵以最軍人的方式、死在了勝利前夕。

所以，后人往往只看到軍校早期學生中驚人的“成材率”，但往往忽視了有句話叫“一將功成萬骨枯”。

所以，黎鐵漢能從第一、第二次東征和北伐的槍林彈雨中走出來，真的不容易。

別人都不說，就以他的同學鄭介民做比，同樣是軍校二期學生，1925年，黎鐵漢去參加東征，鄭介民呢？

人家到蘇聯上大學去了——鄭介民也是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出來的，政治經濟學專業。

一學就是兩年，1927年8月，鄭介民回國，這時，蔣校長的南京國民政府已經成立，鄭介民又跑到陸軍大學將官班去了。三折騰兩折騰，復興社成立，鄭介民成了特務處副處長了，就這人家還不愿意呢——上頭還有個六期的戴笠，覺得冤！

說那都沒有用！黎鐵漢也不是一般人，從軍校畢業當排長、連、營、團、旅，一步不落，到1931年，任國民革命軍第88師副旅長。

1932年，黎鐵漢進入特務處，被戴笠看中，1933年7月，戴笠將黎鐵漢推薦給蔣介石，任“隨節工作組”組長，專門負責對蔣介石的保衛工作，公開職務，叫做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房警備組長。

有黎鐵漢這等人物，給老蔣做警衛，不是輕易可以相與的——據記載，蔣介石曾4次遇刺，均有驚無險，跟安保工作的嚴密，是有關系的——特別是相比于汪精衛和楊永泰！

當然，事情都不是絕對的，西安事變，老蔣不是照樣做了階下囚！

直接針對蔣介石的刺殺案件，被蔡孟堅破了，而且證據確鑿，而且距蔡孟堅到武漢履新僅三個月的時間——可想而知，對這個25歲的年輕人，老蔣的心中，有多么嘉許！

有的時候，能夠賞識別人，也是一種成就，也能獲得成就感！

老百姓，以得到別人的賞識為榮。

當長官的，則以能賞識別人為自己的成就。

蔣介石當即電令蔡孟堅到廬山匯報工作——此時，蔣介石正在對我中央蘇區進行第一次“圍剿”。

蔡孟堅到廬山晉見蔣介石，老蔣特地偕夫人宋美齡一起接見，聽了蔡孟堅的匯報，蔣介石大喜，當即發出“手諭”，晉升蔡孟堅為武漢行營少將參議。

25歲的蔡孟堅，參加工作僅兩年，就從一個“新大學生”成為國民革命軍少將。

不過，“武漢行營少將參議”，是一個虛銜，拿少將的工資，并沒有什么權力。

1931年2月1日，武漢行營成立偵緝處，蔣介石親自到武漢，指定由蔡孟堅任處長。“真除”少將，這可是實打實的。

同時，蔣介石獎勵蔡孟堅現大洋一萬。蔡孟堅沒有忘記他這一萬塊錢怎么得來的，他以原來手下那些幫會分子和叛徒為主，組建了偵緝處，同時把獎金分成兩部分，幫會分子和叛徒各獎勵一半，自己則分文未取。

這是蔡孟堅“鏟共”的第二部曲。

 

7

 

在“鏟共”的第三部曲之前，蔡孟堅還遇到了一次危險，險過剃頭。

 

原來，蔡手下以陳華為首的幾個“自首”分子，準備殺掉蔡孟堅，重回革命陣營——他們對蔡說，打算在武漢辦一份報紙，名字叫做《醒報》，意思是“喚醒共產黨”。

 

蔡孟堅當然很高興，并答應參加他們的“創刊”籌備會。

 

于是，這幾個人在漢口豐壽里7號找了間房子，預先準備了菜刀，打算屆時用打麻將的聲音做掩護，殺掉蔡孟堅。

 

這天是1931年1月22日。

 

可巧了，當天晚上蔡孟堅也在玩牌。請客的是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委員單成儀，先吃飯后打牌。

 

單成儀，1902年生，遼寧莊河人，軍校四期步科入伍生隊第一團第八連。

 

這個連里，比較有名的是徐志道，1949年1月，蔣介石“引退”，返回浙江奉化老家，毛人鳳也辭去保密局長職務，指定徐志道為局長。李宗確開放張學良、楊虎城，找到徐志道，結果徐說他根本就不知道張、楊關在何處，把李宗仁氣得夠嗆。

 

與徐志道不同，單成儀是中統分子，而且是老牌的中統特務了。抗戰勝利之后曾任中統東北區“總督導”，即中統在東北地區的最高負責人，中統改組為“中央黨部黨員通訊局”之后，續任黨通局東北區總督導。

 

更巧的是——單成儀的家，就離大家準備“做”掉蔡孟堅的現場——漢口豐壽里7號僅隔一條胡同。

 

宋惠和——這時已經是蔡孟堅的秘書，來請蔡孟堅去開會——蔡孟堅也不知道怎么了，忽然變了卦，對宋說我不去了。

 

多少年以后，蔡孟堅在回憶這件事的時候，也沒有說清自己當時是怎么想的，只是說當時輸了13塊錢，可能跟這個有關系，玩得興起，不想去了。

 

這個話，可能是真，我們都玩過牌，無論是輸是嬴，有的時候，確實是欲罷不能。

 

不過，從蔡孟堅的個性看，這是一個工作十分敬業的人，不大可能因為娛樂、應酬等等而放棄工作。另外，上次老蔣給的一萬塊錢，蔡分文未取，都獎勵了手下，區區13塊錢，蔡豈能放在眼中！

 

現在看來，蔡極有可能當時已經有了警覺，或者是已經得到了情報，明了對方的意圖而做好了必要的處置。

 

當晚10點來鐘，隔壁胡同里傳出了宋惠和的呼救聲，蔡孟堅迅速趕到現場，發現宋渾身是血躺在地上。

 

蔡孟堅當即通知武漢警備司令部封鎖所有車站、碼頭，進行全城大搜捕，果然在一條去往上海的船上，抓回了他那7個手下。

 

原來，對方早就買好了當晚11點的船票，打算殺掉蔡孟堅之后馬上逃往上海，結果因苦等蔡孟堅而不至，一怒之下，將死心塌地追隨蔡孟堅的宋惠和給宰掉了。

 

這回，蔡孟堅不再心慈手軟，將7人交軍法處審訊后，全部問成死刑，擇日槍決。

 

處決之前，7人中有一個人，從監號中輾轉托人送出一封“血書”，發誓效忠于蔡孟堅，表示愿意繼續用“游街抓共”的方式，為蔡孟堅“再立新功”。

 

蔡孟堅考慮再三，可能是覺得反正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于是就同意了，放了這個人一條生路。

 

當然，蔡孟堅不會想到，正是這個人——將一個幾乎能改寫國、共兩黨歷史和命運的機會，交到了自己手中。

 

這個人，就是尤崇新。

 

尤崇新，據上海地方志記載，其本名游無魂，“尤崇新”是其化名，另外，“吳渾”、“郁伍文”、“梅卿”也都是其化名。鑒于大家看到的多數文獻均稱其為“尤崇新”，那么我們也從眾好了。

 

尤崇新是江蘇人，1925年參加革命，并積極投身于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從1927年11月到1928年1月，尤崇新曾擔任了三個月中共滬中區委書記。

 

中共滬中區委是為了組織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而專門建起來的，1927年3月7日成立，最初叫中共公共租界（滬中）部委，后改為中共滬中區委。

 

尤崇新是中共滬中區委的第三任書記，其前任張耘，即后來大名鼎鼎的康生。

 

1927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由中共江蘇省委兼上海市委。所以，大家會看到，有的文獻中說尤崇新是中共江蘇省委干部，就是這么來的。

 

1930年秋，尤崇新被調到湖北工作。11月，中共中央長江局重新組建武漢市委,市委書記就是尤崇新。武漢市委下設漢口、武昌區委和漢陽三個區委，前面講到的叛徒陳華，叛變之前就是漢口區委書記。

 

1931年1月,尤崇新被捕,旋即叛變。后參與了殺死叛徒宋惠和的行動之后，尤崇新與其他6人再度被捕，準備擇日公開槍決。在此之前，尤崇新咬破手指，給蔡孟堅寫了一封血書。

 

這個時候，據蔡孟堅回憶，“此時已接近五一勞動節”，推算時間，估計應該是4月的中下旬左右。

 

沒有過幾天，尤崇新就給蔡孟堅送上了一份驚喜，蔡孟堅“鏟共”的第三部曲就此開始。

 

 

8

 

1931年4月24日，顧順章被捕，地點是在漢口特三區小高爾夫球場附近。

 

當時顧順章胳膊上還纏著塊白毛巾，似乎是正在準備與什么人接頭，結果被尤崇新撞見。

 

前面說過，尤崇新參加過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而顧順章恰恰是第三次武裝起義工人武裝糾察隊總指揮，彼此很熟，所以一眼就認出來了。

 

當即指示隨行的特務，“此人是上海暴動總指揮”，顧順章就此被捕。

 

但是，尤崇新并不知道，此時的顧順章，已經屬于“中央領導”了。

 

兩人同為1925年參加革命，幾年下來，顧順章已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了；而尤崇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所以對于后來顧順章的升遷和所從事的秘密工作，不甚了了。

 

因此，蔡孟堅得到的報告是，抓獲了“上海暴動總指揮黎明”。

 

“黎明”被捕以后，態度極為倨傲，直接提出要見蔡孟堅。當時蔡孟堅還挺奇怪，心想我是一個搞秘密工作的，這個黎明怎么會知道我是“國民黨在武漢負責人”。

 

見到蔡孟堅，“黎明”也不繞圈子，直截了當地說：我叫顧順章，在中共黨內與周恩來是平起平坐的人物，并兼任“上海紅色保衛局長”。

 

蔡孟堅這一驚非同小可！

 

顧順章是何許人也，不太清楚。周恩來是何等人物，蔡孟堅可是很清楚！“上海紅色保衛局長”是干什么的，蔡孟堅更清楚！

 

“鏟共”居然鏟出這樣一條大魚來！蔡孟堅喜出望外。

 

那邊廂，顧順章還在大言不慚，要求盡快安排他會見蔣介石，他要跟蔣談談“國共兩黨合作事宜”。

 

蔡孟堅聽這人說話忒不靠譜，于是建議讓他先見一下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顧順章說：“見了何主任，還是說這幾句話。”

 

顧順章自我感覺良好，要見蔣介石，沒想到連何應欽都見不上。

 

蔡孟堅謁見何應欽，說有這么個人、這么個事。何應欽說我不見，你把他送南京去吧。他不是要見蔣介石么？送他去見！

 

于是，循正常的報告程序，蔡孟堅向南京中央黨部報告：顧順章自首，希望能見到蔣委員長，“陳述其解決國、共合作的意愿”。

 

據顧順章后來回憶，他曾經提醒過蔡孟堅，“千萬不要往南京打電報”，但為什么不能打，他沒有明說。

 

蔡孟堅沒有理他這個茬兒——也是啊，這么大的事，蔡孟堅怎么可能不報告！

 

此舉鑄成大錯！

 

次日，蔡孟堅租了一艘小火輪，派一個排的憲兵，押送顧順章赴南京。自己則于次日乘飛機趕往南京預作安排。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中共歷史上最緊張的一個周末就要開始了。

 

蔡孟堅于4月26日趕到南京，首先到中央黨部去找陳立夫，結果中央黨部幾乎空無一人——有點身份的人，一到周末就都跑到上海花天酒地去了。

 

接待他的，是張道藩——對，就是跟蔣碧薇搞婚外戀的那位，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

 “閑話軍統”(18)— 蔡孟堅與“顧順章案”（四） - 萬千人 - 萬千人的博客

 徐悲鴻原夫人蔣碧薇與國民黨要員張道藩

 

 當時倆人約好，張道藩去找蔣介石，看能不能安排會見，蔡孟堅則到碼頭去接顧順章，然后送到徐恩曾的秘密辦公地點。

 

徐恩曾的秘密辦公地點，在南京中山路305號——跟軍統一樣，中統主要負責人的辦公地點跟“調查科”的機關也是分開的，秘密設在一個其他的地方，一般不夠檔次的特務，壓根兒就不知道還有這樣一個場所，別說來了。蔡孟堅接到顧順章之后，就打算把他送到這里來，圖的是保密，比較隱蔽。

 

此時已經是1931年4月27日，星期一。

 

蔡孟堅接上顧順章，倆人一塊到“中山路305號”。等車開到門口，新鮮事發生了——

 

顧順章一看“中山路305號”的門牌，馬上說：“這是共產黨駐南京的秘密據點，你們趕快把地下黨員錢壯飛給抓起來！”

 

世間有無數荒唐事，然最荒唐者莫過于此——特務頭子徐恩曾的秘密辦公地點，居然同時也是共產黨的秘密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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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壯飛

 

蔡孟堅氣壞了——你倒是早說呀，現在才說！我打了無數電報，都讓這個人給看了！

 

這會兒他終于明白了，顧順章為什么會知道他是“國民黨在武漢負責人”——徐恩曾的秘書就是共產黨，那人家還有什么是不能知道的！

 

但這時顧不上多說廢話，馬上去抓錢壯飛。

 

可想而知——錢壯飛早已遠走“壯飛”。

 

 

 

 

9

 

錢壯飛，生于1896年，浙江湖州人，原名錢壯秋。

 

錢壯飛是一個聰慧無比的人。他本是學醫的，1919年畢業于國立北京醫科專門學校（解放后改為北京醫學院，后并入北京大學），在北京的京綏鐵路醫院當醫生。

 

錢壯飛曾跟人合伙辦過一家電影公司，并自編自導自演過一部電影，這是中國第一部黑白武俠電影。

 

他還教過美術、還擅長書法、還精于無線電。

 

知識豐富，技能全面——天生一個搞特工的材料！

 

1925年，錢壯飛在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錢壯飛身份暴露，被北洋政府通緝，只好離開北京。離京之前，錢壯飛將自己12歲的女兒錢蓁蓁送到黎錦暉辦的“中華歌舞團”學習歌舞，并拜黎錦暉為義父，從此改名黎莉莉。后來，黎莉莉成為與王人美、胡蝶齊名的電影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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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錦暉，湖南湘潭縣人，中國現代流行音樂的先行者。

 

按：黎錦暉，湖南湘潭縣人，中國現代流行音樂的先行者。與他的另外7個兄弟姐妹黎錦熙、黎錦耀、黎錦紓、黎錦炯、黎錦明、黎錦光、黎錦揚，并稱“黎氏八駿”

 

其中大哥黎錦熙是著名語言學家、中國“注音字母之父”。當年黎錦熙在湖南辦報的時候，手下有幾個年輕人，幫著做些抄抄寫寫的事情，其中有幾個后來成了名，一個叫田漢，另一個，叫——毛澤東。

 

離京以后，錢壯飛到馮玉祥的西北軍中當了一名軍醫，失去了組織關系。1928年，錢壯飛輾轉來到上海，因生活無著，無意中考入了徐恩曾主辦的一個無線電訓練班。

 

當時，徐恩曾正在籌辦“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以及“中國無線電商報”，就辦了這么一個無線電訓練班，招收人才，同時也招電訊特務。

 

錢壯飛本就愛好無線電，又多才多藝，很快就引起了徐恩曾的注意，更重要的，錢壯飛與徐恩曾是湖州老鄉，有值得信任的基礎，就此，錢壯飛逐漸被徐恩曾引為心腹。

 

1928年秋，徐恩曾任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把錢壯飛帶了過去，作為他的私人秘書。

 

此時，錢壯飛最需要的，就是同組織重新接上關系，方能決定自己的行止。可是，對于一個地下黨員來說，要找到組織談何容易！

 

就在這個時候，仿佛上天的安排——李克農、胡底，同時出現在錢壯飛的身邊。

 

李克農，1899年生，安徽巢縣人。

 

李克農的早年，主要在安徽老家搞學生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因在安徽蕪湖從事革命活動，被當時的安徽省政府主席陳調元通緝，遂潛往上海。

 

胡底，1905年生，安徽舒城人，原名胡百昌，胡底是他的化名，取“不知伊于胡底”之意。

 

1923年，胡底考入北京中國大學。在讀期間，認識了當時還在北京醫學專科學校就讀的錢壯飛，成為好友，1925年，胡底與錢壯飛夫婦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跟錢壯飛一樣，胡底也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錢壯飛辦的“光華電影公司”，合伙人中，就有胡底。

 

1927年，胡底和錢壯飛夫婦同時被通緝并離開北京，錢壯飛夫婦去了西北軍，胡底則去了上海。

 

1928年，胡底進入上海影片公司工作，其時，錢壯飛已經成為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徐恩曾的秘書。

 

很巧，某天，正在上海影片公司影棚里拍片的胡底，居然碰上了化名為李澤田的李克農，當時李克農任中共滬中區委委員（尤崇新曾擔任這個區委的書記）。李克農跟胡底是安徽同鄉，曾一同在蕪湖從事革命活動。

 

錢壯飛、胡底，這兩個失去組織關系的黨員，終于與黨聯系上了。

“閑話軍統”(19)— 蔡孟堅與“顧順章案”（五） - 萬千人 - 萬千人的博客

李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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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底

 

經過胡底的牽線搭橋，1928年11月，錢壯飛、李克農、胡底，這后來享譽天下的“龍潭三杰”，就在上海影片公司的攝影棚里風云際會。

 

都是黨員，彼此又是知根知底的好友，從政治上、從友情上，都可以完全信任，錢壯飛講了自己這幾年的情況，以及目前得到徐恩曾的信任，但未得到組織批準，不能擅作主張的苦惱。

 

確實，一個共產黨員，加入一個具有濃厚特工背景的機構工作，且又得到對方的高度信任和重用，實際上不是什么好事。如果不事先跟組織匯報，并得到批準，日后，一旦有什么風吹草動，是絕對說不清楚的。

 

李克農腦子很快，馬上說，你一個人在里面孤掌難鳴，能不能再安插進一、兩個人去，以為犄角，互相策應。

 

錢壯飛說行啊，目前正好有個機會，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正在公開招聘，組織上可以利用這個時機，派人打進去。

 

實際上，李克農的話不是隨便說的。回去以后，他便通過中共江蘇省委向中央打了一個報告，建議充分利用這個良好契機，派人打入國民黨內部，并且表示自己和胡底都愿意承擔這個任務。

 

這個方案，得到了周恩來的批準，同時決定由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組成一個黨小組，李克農為組長。

 

1928年12月，李克農考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做了一名新聞編輯，不久，經錢壯飛介紹，胡底也進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

 

1929年12月，徐恩曾任南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科長，正式成為一個特務頭子。錢壯飛作為他的機要秘書，形影不離，一切文書、電報往來，錢壯飛均有代拆代行的權利。

 

要說徐恩曾這事辦的也是真夠嗆，這么重要的崗位，僅憑個人的喜好就決定了。你了解這個人么？你調查過么？這么短的時間，看得準么？就讓他替你當家，要說放走幾個共產黨還不算大事，你徐恩曾腦袋沒搬家就算客氣了！

 

1930年，胡底被派往天津，籌建特務機構“長城通訊社”歸南京“長江通訊社”管轄。同時，根據工作需要，李克農調回中央特科工作，直接上級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員顧順章，并由中央特科情報科科長陳賡與李克農保持單線聯系。

 

至此，傳說中的“龍潭三杰”——錢壯飛、李克農、胡底就成了楔在敵人心臟里的一顆“鐵三角”。南京、天津方面的各種機密情報，最先過目的，不是錢壯飛、就是胡底，然后分別報告在上海的李克農，再由李克農通過陳賡及時轉報中共中央。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31年4月25日。

 

 

10

 

1931年4月25日，傍晚。

 

像往常一樣，勤奮的錢壯飛秘書仍在辦公房緊張地工作，替徐恩曾“加班”處理公務。

 

此時的漢口，蔡孟堅也在加班，幾個小時之內，他連續給徐恩曾發來6封“親譯”電報。

 

所謂“親譯”，我們前面講過，為了加強保密，往往在一個特工組織的常用密碼系統之外，另有一套密碼，由這個單位的第一負責人直接掌握，這樣，即使發生了泄漏，別人不掌握這個密碼，也只能干瞪眼。

 

所以，雖然蔡孟堅沒有理會顧順章的警告，依然給南京發了電報，而且發得還挺多。但蔡孟堅做的并沒有錯，他給徐恩曾發的“親譯”電報，除徐本人以外，旁人是譯不出來的。

 

錯的是徐恩曾，因為他的那套所謂“親譯”密碼，不光他有，他的秘書，他無比信任的錢壯飛手中，同樣也有一套。

 

至于這套“親譯”密碼，是徐恩曾主動給錢壯飛的，還是錢設計“搞”到手的，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密碼本身。

 

實際上，不光徐恩曾，許多特工單位的負責人，都不會去撅著屁股“吭哧吭哧”地“親譯”電報，而是把這套密碼交給一個值得信任的人去幫他翻譯。

 

據陳恭澍回憶，1939年3月19日，戴笠發給他的那通“著即對汪逆精衛予以嚴厲制裁”的電報，就注明了“親譯”二字，這封電報就不是他自己譯的，因為他早已將密碼交給了特務方炳西，授權他代為翻譯。

 

可見，即使是特務，也不都那么循規蹈矩，得省事就省事，只要別出事就行了。

 

問題是——陳恭澍沒出事，可是到徐恩曾這兒就出事了，出的還是大事。

 

此刻，6封“親譯”電報，都送到了錢大秘書手中。

 

有一個問題需要判斷——如果徐恩曾當時就在辦公房的話，我們不知道錢壯飛有沒有機會提前看一看，有可能即使想看，也沒有那個時間——總不能當著徐恩曾的面，去看他的“親譯”電報吧。

 

事實上是徐恩曾不在，錢壯飛豈有不大看特看之理！

 

想起來，挺可怕——只能說顧順章的被捕太是時候了，蔡孟堅打電報的時機，掌握得也太若合符節了。

 

有的時候，世界上的事，的確需要氣運——而這個“氣運”在我們這一邊。

 

所謂大難不死、所謂敗中取勝、所謂咸魚翻生，都是需要機會的。此刻，機會就在錢壯飛的手中——就是那薄薄的幾張紙。

 

錢壯飛依次譯出這6封電報：

 

“共匪政治局委員，負責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業已于昨日下午在漢口漢江關碼頭被捕。”

 

“黎明已歸順中央，說有消滅共匪中央的重大計劃，欲面陳蔣總司令。”

 

“何長官電請陳部長，速報蔣總司令，調軍艦一艘即赴漢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寧。”

 

“慮事關十萬火急，漢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貨輪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

 

從前4封電報看，本來，蔡孟堅是想請老蔣單獨派一艘軍艦來接顧順章的，那樣顯然更保險，但后來可能是為了爭取時間，于是從民間找了一條船，想盡快將顧送回南京。

 

更可怕的是第5封電報：

 

“調查科駐武漢特派員蔡孟堅將于明日飛抵南京，向鈞座秉報。”

 

“鈞座”系指徐恩曾，也就是說，明天——4月26日，蔡孟堅就要飛到南京，與徐恩曾會面。

 

蔡、徐的會面，將要談些什么？錢壯飛不知道。

 

蔡孟堅是否已經知道了自己的真實身份？錢壯飛同樣不知道。

 

按常理判斷，顧順章既然“有消滅共匪中央的重大計劃”，極有可能已將一切和盤托出。

 

如果這個判斷不錯的話，蔡孟堅一來——豈不立時拆穿“西洋鏡”！

 

最可怕的是第6封電報：

 

“切勿讓鈞座以外人知道，否則將中國共產黨上海地下機關一網打盡的計劃會落空。”

 

“鈞座以外人”指的是什么人？

 

不是錢壯飛而誰！

 

作為后人，我們真的無法揣測錢壯飛當時的心情——那一份大智大勇，不是隨便誰都能具有的。

 

乘飛機的蔡孟堅，最晚明天中午就到，那是4月26日，星期日。

 

坐輪船的顧順章，最晚后天上午就到，那是4月27日，星期一。

 

換言之——

 

第一，至遲今天晚上，就得把情報送出去，才能保證在4月26日盡早找到李克農.否則，即使中央得到消息，也沒有足夠的時間部署轉移，一旦延到4月27日，顧順章趕到南京，一切都太遲了。

 

第二，至遲明天上午，錢壯飛必須撤離。

 

打個俗的不能再俗的比喻——距南京300公里以外的上海，中共中央、如同驚濤駭浪中的一條小船，隨時可能傾覆。

 

筆者的想象力有限，除此以外，真的想不出，另外還有什么比喻，能夠更恰當地形容當時的險惡局面了。

 

要盡快地把消息報告黨中央，要保護其他的工作同志，同時要盡可能地保全自己，錢壯飛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作出抉擇。

 

這是一場比賽，時間就是一切，錢壯飛要與要與顧順章賽跑，但在此之前，他要先與蔡孟堅跑一場。

 

對錢壯飛而言，兩場都是決賽！

 

此時最需要的是冷靜，所以，這些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那種臨危不亂的定力，真是了不起。換做一般人，恐怕早已心亂如麻。

 

然而錢壯飛不是“一般人”，他做對了所有的事情。

 

他叫來了自己的女婿、交通員劉杞夫。

 

按：錢壯飛結過兩次婚。第一次是包辦婚姻，1914年，中學還沒有畢業的的錢壯飛就遵母命，娶了湖州同鄉徐家的女兒徐雙英，次年生下了他的大女兒，取名為錢椒椒，錢椒椒的丈夫就是劉杞夫。

 

同年，錢壯飛考入了北京醫科專門學校，并在這里認識了女同學張振華。

 

張振華是安徽桐城人，其祖上是清朝著名的父子宰相張英、張廷玉，屬于名門之后。張的家境比錢家好的多，經常資助錢壯飛，彼此逐漸暗生情愫，成為夫妻。生下了另一個女兒錢蓁蓁，后拜黎錦暉為義父并改名黎莉莉，另外還有兩個兒子錢江、錢皇。

“閑話軍統”(19)— 蔡孟堅與“顧順章案”（五） - 萬千人 - 萬千人的博客

錢壯飛女兒黎莉莉，也是后來著名的影星。

 

張振華的弟弟張暹仲，是中共早期黨員。1925年，經張暹仲介紹，錢壯飛夫婦和他們的好友胡底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劉杞夫，又名劉棲風，湖南寧鄉人。他的妻子、1915年出生的錢椒椒才16歲，可想而知，劉杞夫也只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大男孩。

 

錢壯飛簡單的把情況講給劉杞夫聽——不能講多了，地下工作，即便是自己最親的人，也要打個問號，另外講多了劉杞夫也記不住。并叮囑劉杞夫，馬上帶著錢椒椒，坐當天晚上的最后一班車趕到上海，務必找到李克農，把情況匯報給他。并將聯系方法教給劉，讓他重復了幾遍，準確無誤之后，才放心讓其離去。

 

行前，錢壯飛特別叮囑劉杞夫，找到李克農之后，必須馬上返回南京，了解進一步的消息，即便敵人已經偵知了錢壯飛的真實身份，也要回來。

 

劉尊囑而去。

 

錢壯飛又到另一個潛伏的工作同志處，以約定暗號向其示警后，又回到了徐恩曾的辦公處，他還有一件事情要辦。

 

作為徐恩曾的秘書，徐的一切銀錢往來，均由錢壯飛經手——錢不愿意“落”這個話柄在敵人手中，好像是卷走了徐恩曾的錢、臨了還貪小便宜似地。

 

整理好了一切賬目，錢壯飛靜候天明。

 

4月26日一早，徐恩曾從上海瀟灑歸來，錢壯飛若無其事地將6封“親譯”電報交給徐，之后悄然而去。隨即登上了當天的第一班車，趕往上海。

 

11

 

1931年4月26日，凌晨。按照錢壯飛的指示，劉杞夫找到了李克農。

 

幾經輾轉，錢壯飛的絕密情報終于送達了周恩來。

 

這場賽跑，至此打贏了一半，錢壯飛搶在顧順章開口之前，將消息報告給了中央。

 

現在要看周恩來的了。

 

此時，周恩來面臨著一個抉擇——如何判斷這個情報的準確性。

 

并非不相信錢壯飛的忠誠——

 

整個中共中央要來個大轉移、大搬遷，會有多大的動靜，可想而知，還得是在秘密的狀態下進行、還得在一天之內完成。

 

——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這么大范圍的搬遷，本身就不保險、就面臨著造成某種暴露的可能。

 

敵人是狡猾的，如果是假情報，反間計，中了敵人的圈套，這個損失可就太大了。

 

此時，錢壯飛也趕到了上海，他一下車就到電報局，給在天津的胡底發了一封明碼電報，但電文是暗語：“克潮病篤。”

 

“克”自然是李克農、“潮”是指錢壯飛的另一個別名“錢潮”——“倆人同時都得了重病”，胡底看了，自然知道該怎么做。

 

接著，錢壯飛輾轉找到了剛剛到中央特科工作的聶榮臻報到、歸隊。

 

錢壯飛的歸來，促使周恩來確信——顧順章已經叛變，一場空前的大逮捕已迫在眉睫，是到了下最后決心的時候了。

 

顧順章的叛變，后果很嚴重：

 

首先，凡顧順章認識的人，包括在滬的中央領導、中共中共江蘇省委以及黨的基層干部、工作骨干，其真實身份和掩護身份，全部暴露。

 

在這里我們先來看一份名單，這是此前三個月剛剛經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選出來的中共核心領導人員：

 

中央政治局委員九人：

 

向忠發、項英、周恩來、張國燾、徐錫根、盧福坦、王明、陳郁、任弼時；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七人：

 

羅登賢、關向應、溫裕成、毛澤東、劉少奇、顧順章、王克全。

 

除顧順章外，余下15人中，項英、任弼時、毛澤東3人在中央蘇區；張國燾在鄂豫皖根據地（要不是為送他還出不了這場禍事）；劉少奇在莫斯科“赤色職工國際”，其他的10人都在上海。

 

其他的，尚包括陳賡、陳云、康生、李維漢、博古等等。

 

由于顧順章工作的特殊性，他對這些同志太熟悉了，包括他的家人，幾乎都在黨的各種機關里，干著各種各樣的工作，每個人都認識幾個中央領導。

 

其次，所有黨的辦公地點、落腳點、聯絡點、交通站、電臺，全部暴露。

 

第三，所有的密碼、接頭暗號、聯絡方式，全部作廢。

 

只有一天一夜的時間，太緊張了。

 

然而，對于周公來講，時間已經足夠了。

 

——所有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蘇省委領導和工作同志，馬上安排轉移；

 

——所有顧順章熟識的工作崗位，立刻換用其他同志；

 

——所有聯絡點、交通站和電臺，全部停止使用；

 

——原有的聯絡方式，全部廢止；

 

——所有與顧順章可能發生聯系的工作關系，全部切斷。

 

以上種種，終于搶在敵人之前，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損失。唯一的例外是關向應同志，當時他在上海職工聯合會工作，由于此前機關已遭敵人破壞，他沒有及時得到顧順章叛變的消息，結果在接頭時被捕，后被營救出獄。

 

當晚，周恩來率趙容及中央特科除奸人員，對顧順章的家屬進行了必要的處置。

 

此時，已經是4月26日至27日的夜間。

 

這場比賽，我們終于跑贏了。

 

現在我們把視角轉回南京。

 

4月27日，從從顧順章的口中，徐恩曾得知了他的秘書錢壯飛是共產黨。在徐的回憶中，是這樣說的：“追隨我左右，掌管機要文書的一個得力助手錢壯飛，原來是共產黨派來的奸細，這使我大為驚訝。”

 

豈止大為驚訝，對于徐恩曾而言，不啻為晴天霹靂。

 

開始，徐恩曾似乎還有點不信：他說：“以我三年來的觀察，相信他是一個不怕辛勞，忠于職守的干練青年，平日埋頭作事，不問外務，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這樣一個循規蹈矩的模范職員，竟是共產黨派來的間諜，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報告顧順章被捕的電報，就是他親手譯出，當面交給我的。”

 

當時，徐恩曾還抱著僥幸心理，派人去找錢壯飛，手下去查，回報說昨天就已經失蹤了。

 

事情麻煩了，而且是大麻煩——

 

這里有一個責任問題：

 

——徐恩曾的秘書是共產黨。

 

——因徐恩曾的“失察”，造成對原本極有可能的對中共中央的徹底破壞“泡湯”。

 

——徐恩曾的上司是陳立夫。

 

——陳立夫的團體是”CC”系。

 

這個責任誰來負！

 

一旦“蔣先生”追究起來，那就先不用考慮“摧毀”中共中央的問題了——先想想“CC系”會不會被蔣先生摧毀吧。

 

而這一切，始作俑者，就是徐恩曾。

 

“蔣先生”可能摧毀不了“CC系”，但他可以“摧毀”徐恩曾。到那時，陳立夫面子上，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恰在此時，蔣介石官邸打來電話，令蔡孟堅押送顧順章前去“謁見”。

 

現在，是到了整個“CC系”上下同欲、齊心協力、共同蒙騙“蔣先生”的時候了。

 

 

12

 

跟徐恩曾一樣，錢壯飛的“失蹤”，對于顧順章來說，也如同挨了一個劈雷——不，更準確的說，應該是兩個。

 

一是上海的中共組織一定會在瞬間消失，他所謂的“消滅共匪中央的重大計劃”顯然已經泡湯。

 

二是他的家人，會有一個什么樣的結果，可想而知。

 

——好比“莊”上的一把好牌，本擬弄個莊提，結果不但沒“提”著，反而給別人點了一炮。

 

顧順章馬上請徐恩曾派人到上海，去保護他的家眷。徐很夠意思，馬上派人去辦。

 

徐恩曾后來回憶：“當即由他（顧順章）開了兩個地址，一封給他妻子的親筆信，并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東西作為信物，我立刻派一個干練的屬員去承辦此事，從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達上海他的公寓，距離的時間不過七小時，以當時的交通條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遲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兩處都撲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

 

這時蔣的電話來了，顧順章終于有機會見他最想見的蔣介石了。

 

張道藩很機靈，一聽說蔣要見顧順章，而且點名要蔡孟堅陪同，馬上飛也似的地先跑去“安排”。

 

安排什么？一會兒就知道了。

 

蔡押著顧順章前往蔣介石處。路上，蔡孟堅問他，“你是否在輪船上已寫好共黨歸服我中央之大計？”

 

能有么？肯定沒有啊！

 

顧順章全然沒有想到，剛下船就要去見老蔣，根本沒有全盤的籌劃。再說了，顧順章是個特工人員，打打殺殺是長項，搞政戰，他不是這塊料。

 

于是顧順章說，我準備請蔣先生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存在，并改編其軍隊。

 

顧順章又說，“如錢壯飛逃上海租界，向周恩來告密，我的前程則必艱險。”

 

到了蔣處，張道藩已經在那兒預先等著了。

 

此時，蔡孟堅已經意識到：“張道藩了解了陳立夫組織內藏了大間諜，感到自己必會受到大懲罰。他自顧自的團體，就不談忠黨愛國了。”

 

見到老蔣，蔡孟堅介紹說：這位顧順章是共產黨重要人物，希望能見到您，匯報他的一些想法。

 

蔣就站在客廳里，也沒有讓座。顧順章伸出手來，準備與蔣握手。

 

蔣沒有理他那個碴，只是很簡單地說：“你投向我方，甚為欣歡。以后將由蔡同志領導。”

 

此時，顧順章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

 

蔣又對蔡說，你把他送回去，再來見我，我還有事跟你談。

 

蔣的態度，如同兜頭一盆冷水。回去的路上，顧順章可能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值錢了，于是破罐破摔，迫不及待地開始叛賣：

“閑話軍統”(20)— 蔡孟堅與“顧順章案”（六） - 萬千人 - 萬千人的博客

惲代英

“有一案你可即辦，因中共重要分子惲代英在滬被捕，偽稱自己為赤色群眾，已押送南京。我用錢運動了軍法處，就這數日內釋放。你可查明，重審判罪。”

 

惲代英，江蘇武進人，1895生于武昌。惲代英1921年入黨，屬于最早的一批共產黨員之一了，同時他也是共青團早期重要領導，《中國青年》雜志就是他創刊的。

 

惲代英也是黃埔人，曾任軍校政治教官。當時他與鄧演達、高語罕和張治中等都屬于左派，被軍校中的右派分子稱為“黃埔四兇”。

 

1930年，惲代英任上海任滬東行動委員會書記，同年5月6日被捕，當時他化名王作霖，后被判處5年徒刑。正如顧順章所說，由于中央做了工作，敵人正準備提前釋放他。

 

顧順章又對蔡孟堅說：“你是我救命恩人，以后一切要依靠你。”

 

顧順章、蔡孟堅兩人都沒有想到，這是他們倆見的最后一面。

 

蔡孟堅將顧送回徐恩曾處，再回去見蔣介石。張道藩仍然在老蔣那里等著他——等著“看著”他。

 

張道藩，祖籍江蘇南京，1897年生于貴州。張道藩從小就很聰穎，后于1921年入倫敦大學大學院美術部學習，成為該院有史以來第一位中國留學生。

 

張道藩是一位極具藝術家氣質的人，其人英俊瀟灑、兼且多才多藝，號稱民國時期“藝術全才”。否則，作為一個政客，也不至于會鬧出那么一段天下聞名的婚外戀來。不過由是觀之，那個時候的社會風氣，還是比較寬容的。

 

據說張道藩在國外時就追求過蔣碧薇，沒有成功，最后只好娶了一位法國太太。

 

1923年，張道藩還在倫敦上大學的時候，就結識了陳立夫，隨即加入國民黨，并擔任中國國民黨駐倫敦總支部評議部部長，這也是他走入政界的開始，從此終身不離“CC系”。

 

你別看張道藩一個畫畫的，他也干過特務。1928年，陳立夫調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機要科主任，繼任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科長的就是張道藩，不過他干的時間很短即升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

 

張道藩之后，第三任是吳大鈞、第四任是葉秀峰，徐恩曾是第五任。

“閑話軍統”(20)— 蔡孟堅與“顧順章案”（六） - 萬千人 - 萬千人的博客

中統第四任局長 葉秀峰

 

從這兒論起來，張道藩還是徐恩曾的前輩呢！

 

挺有意思，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的這幾個頭頭，陳立夫和葉秀峰是學礦的，吳大鈞是學統計的、張道藩是學美術的、徐恩曾是學電機的，都跟特務八竿子打不著。

 

張道藩是“CC系”的核心成員，作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張道藩是替陳立夫看家的，前面我們說過，當時的“秘書”與現在的秘書不是一個概念，是很管事的。從哪個意義上講，張道藩都要維護陳立夫、維護徐恩曾。

 

反觀蔡孟堅，他并不是“CC系”的人，嚴格地說也不屬于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只不過機緣巧合，老蔣賞識他的才氣和干練，讓他主持一個地區的反共工作，等于為陳立夫義務打工。作為蔡孟堅，他并不想也不可能融入“CC系”，相反，對于這些人的做派，蔡孟堅還十分反感。

 

尤其是出了錢壯飛這個大婁子之后，蔡孟堅已經成為“CC系”眼中的一顆“炸彈”，不定什么時候就會爆炸。

 

因此，張道藩在這里坐等蔡孟堅，隨時準備“打岔”。

 

蔡孟堅是何等聰明的人，早就看出來了：“張道藩仍留在會客房，以便監視我向蔣公密報陳立夫、徐恩曾手下掩護錢壯飛間諜案，足見陳家黨組織堅固。”

 

蔡孟堅在張道藩的“陪同”下，再次謁見老蔣。蔣告訴蔡應“如何利用顧順章作向導，再破重、要案。”

 

蔡孟堅就便把惲代英的事告訴了蔣介石，蔣毫不猶豫，令蔡將惲代英立刻處決，

 

蔡孟堅有點負氣地說，這事您最好交給張道藩先生去辦。

 

1931年4月29日，惲代英同志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就義，年僅3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