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明信片上的漢陽鐵廠和安源煤礦

2015-7-26 23:37| 發布者: 歸巢資訊| 查看: 2677| 評論: 0

摘要: 　　9月3 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屆時，我國將舉行閱兵式，向全世界宣示中國人民維護和平的意志和決心。由此想起自己收藏的兩張日本侵華實物證據——日軍“軍事郵便”明信片。　　日軍“軍事郵便” ...

　　9月3 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屆時，我國將舉行閱兵式，向全世界宣示中國人民維護和平的意志和決心。由此想起自己收藏的兩張日本侵華實物證據——日軍“軍事郵便”明信片。
　　日軍“軍事郵便”明信片的內涵
　　（漢陽鐵廠明信片）
　　日軍“軍事郵便”明信片是二戰時期，日軍侵略亞洲各國戰場上的日本士兵與國內親朋好友的聯系工具。它在郵寄過程中免貼郵資使用，因使用時間長、存世量大，種類繁多，所以它是侵略亞洲各國的實物證據。同時，也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不可抹殺的鐵證，它豐富了日本侵華的研究史料。
　　漢陽鐵廠明信片正面照片是太別山（漢陽龜山）腳下，四座高爐拔地而起，廠房高聳，煙囪林立。明信片右下方從右至左橫印“中華民國·漢陽”“漢陽鐵廠”，左下方橫印一行英文。背面左上方印有“軍事郵便”四字，日文的“郵便”，即是中文的“郵政”。
　　（明信片背面）
　　安源煤礦明信片右邊從上至下豎印有日文，“萍鄉炭山”。翻譯為：“萍鄉炭山埋藏了大量豐富、優質的礦產，中國有南、北兩大礦山，北方（直隸）有開平炭山，南方有安源煤礦（即萍鄉炭山），本地人對此作如是稱呼。”正面照片最凸顯的景物是安源煤礦洗煤臺、煉焦洋爐、高大的煙囪。左下方橫印“支那·江西省”。明信片背面左上方印有“軍事郵便”四字。
　　日本為什么要拍攝漢陽鐵廠、安源煤礦的照片，并把它印在“軍事郵便”明信片上。它是想通過參加戰爭的日本軍人，來實現日本的狼子野心。因為日本是個資源嚴重匱乏，人口眾多，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總想通過戰爭干些海盜之類的行為，中國人把他們叫做倭寇。經過了明治維新，日本成了近代機械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但是，資源的匱乏使它的發展舉步維艱，因此，日本的目光就緊緊盯著物產豐富的中國。
　　日軍明信片中的二廠礦概況
　　（安源礦明信片）
　　漢陽鐵廠是清末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我國第一家鋼鐵聯合企業，是我國鋼鐵產業的搖籃。被西方視為中國覺醒的標志。
　　1889年（光緒十五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奏請將在廣州購置的鐵廠機器一并移鄂。1890年6月設鐵政局于武昌水陸街。9月在漢陽大別山（今龜山）下勘定廠址。漢陽鐵廠從開工到建成，歷時兩年十個月。整個工程包括生鐵廠、貝色麻鋼廠、西門士鋼廠、鋼軌廠、鐵貨廠、熟鐵廠等6個大廠和機器廠、鑄鐵廠、打鐵廠、造魚片鉤釘廠等4個小廠。創辦經費最初定為246萬余兩，1892年清政府增撥42萬兩，到建成時，實際支出500萬兩左右。
　　1896年5月24日，盛宣懷以督辦身份正式接管了漢陽鐵廠、大冶鐵礦等企業。1904年6月28日開始煉鐵。此為中國乃至亞洲第一家集冶鐵、煉鋼、軋鋼于一廠的現代化鋼鐵聯合企業。比日本1896年創辦的八幡制鐵所還早七年。
　　從1905年起，盛宣懷動用日本預付的礦石價300萬日元，改建擴充漢陽鐵廠，整個工程十分浩大：拆除原有的貝色麻煉鋼爐和容積10噸的小馬丁爐，安裝容積30噸的堿性馬丁煉鋼爐4座，150噸的混鐵爐1座，同時建設軋鋼廠、鋼板廠、軋輥廠、裝貨廠，擴建機器修理廠、電機廠，1907年工程基本竣工。1908年又拆除兩座小型廢舊化鐵爐，興建250噸化鐵爐1座和馬丁練鋼爐2座，整個工程全部竣工，共耗資白銀300余萬兩。煤焦是冶煉鋼鐵的燃料，張之洞辦鐵廠之所以被動，就是被煤焦所困擾，因此盛宣懷必須解決煤焦問題。他選定了相距近千里的萍鄉開辦煤礦。
　　（明信片背面）
　　1898年3月22日盛宣懷正式頒布成立“萍鄉等處煤礦總局”（下簡稱“萍鄉煤礦”），為官辦企業，盛宣懷自認督辦，委張贊宸為總辦。萍鄉等處煤礦總局因建礦在萍鄉縣境，故曰萍鄉煤礦；而其地址又在萍鄉縣安源鎮，故習稱安源煤礦，即前述日軍明信片上的“萍鄉炭山”。
　　1899年4月8日，盛宣懷以招商局在上海洋涇浜一帶的產業作為擔保，向德國禮和洋行借貸400萬馬克（約合銀132.9萬兩），德方現交100萬馬克，其余300萬馬克暫存禮和洋行，以備萍礦購置各類建筑施工材料及機械設備之需。于是萍鄉煤礦開始大舉建設了。基建分地下、地面兩大部分，其中：井下工程，掘進打通安源至紫家沖大槽，完成東西兩大平巷和八方、六方兩大豎井采煤系統，先后建成大小洗煤臺、煉焦爐、煤磚廠、電機房，安裝完成礦軌、煤車、起重、抽水、發電等機器。地面修筑鐵路，1903年萍鄉至醴陵鐵路竣工通車后，又延修至株洲，于1905年株萍鐵路全線通車，全長180華里。同時建設棧房、碼頭、輪駁等設施；并建成醫院、宿舍等生活服務設施。與此同時，萍礦還設有漢陽運銷局、岳州運轉局、長沙分銷局、株洲轉運局、湘潭轉運局等煤炭中轉、分銷機構。1907年9月，萍鄉煤礦宣告基建工程竣工。礦山工程、輪駁購置共耗銀6767867兩。整個煤礦生產從土法開采，變成西法機器生產，成為我國最早采用機器生產、運輸、洗煤、煉焦的煤礦，是近代中國十大礦廠之一。
　　1908年3月12日，盛宣懷奏請清廷議準，16日，農工商部發給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登記執照，26日，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并組成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資本總額為二千萬兩，公司總事務所設在上海四川路，盛宣懷任總經理，改官辦為官督辦。成為亞洲最大、世界第二的煤鐵聯合托拉斯公司。商辦后，漢冶萍公司三廠礦產量呈飛速增長之勢。其中：1911年，全國鋼鐵產量達131977噸（不含土鋼鐵），其中漢陽鐵廠產量131976噸，占全國產量的99.99％；大冶鐵礦的礦石產量達359467噸，是1907年產量174630噸的2.05倍；萍鄉煤礦的原煤產量達610014噸，是1907年產量402000噸的1.51倍。
　　藏在日軍明信片背后的歷史
　　日本于1896年在九州福岡縣八幡創辦了制鐵所。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鋼鐵需求量不斷增加。八幡制鐵所在1906年至1909年間逐步擴建為年產鋼18萬噸后，緊接著又制訂年產鋼30萬噸二期規劃。日本雖有儲量豐富的筑豐煤礦，可是鐵礦資源極度貧乏，鋼廠擴容，鐵礦石需求量劇增，更加重了其國內鐵礦石資源供求矛盾，他們就把目光瞄向了中國的鐵礦資源。
　　恰在這時，漢冶萍公司正在進行雄心勃勃的改造擴張，需要大量的經費。可公司資金嚴重匱乏，雖進行招股，但入賬遠遠不能滿足要求，只得求助于外國銀行，這就給了日本可乘之機。日駐滬代理領事小田成萬壽之助1898年致密函給日本外務部次官都筑，其中有一段很值得玩味的話：“我相信此際由我國提供此項資金，將鐵政局和大冶鐵礦管理權，掌握在我國手中，實屬極為必要之事。”“除營業上一般利益外，還獲得下列利益：第一，有運出我國焦煤而回運生鐵礦利益：第二，有在中國扶持我國勢力之利益；第三，有東方制鐵事業由我國一手控制之利。”這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了，日本政府當然支持他的建議。日本急欲得到中國鐵礦石資源，便采取低息貸款的方法，加緊對我國侵蝕。盛宣懷為得到借款，加快萍鄉煤礦建設，解決漢陽鐵廠燃料問題，于1905年至1907年先后從日本大倉組借款230萬日元，萍鄉煤礦又引狼入房。1913年日本人在借款給漢冶萍公司1500萬日元時，又被設下一個圈套：“清償借款主要以鐵礦石及生鐵充當，約40年還清本利”。其后，漢冶萍公司完全在日本人的圈套中運作。在煉鐵虧本情況下，漢陽鐵廠于1924年完全停止了生產，只有大冶的鐵礦石還源源不斷地供給日本八幡制鐵所作原料。1927年2月，大冶鐵礦為恢復中斷的生產，又從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借款200萬日元。正如日本國農商務、外務、大藏三省大臣聯署向內閣總理大臣提出“請求決議案”中所說：“為確實扶持帝國在漢口方面的權利計，將來看準時機，使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的開釆權完全歸于日本”。
　　由于管理方法落后以及腐敗等原因，漢冶萍公司經營不善，形成了“借債－生產－再借債－再生產”這樣一個惡性循環。即使在歐戰時期，公司曾盈利1137.8735萬元，完全可以還清日本的舊債，成為一家獨立自主的企業，可是公司卻把錢用作分紅、支付工作人員資金、建盛公祠等，共用去2940萬兩銀，形成倒欠，這正是日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1937年日本發動了“七七事變”，中國人民進入了艱苦的八年抗戰時期。1938年2月7日，蔣介石下達手令：“漢陽鐵廠應擇要遷移，并限三月底遷移完畢為要”。漢陽鐵廠搬運到了重慶大渡口，成立大渡口鋼鐵廠，漢冶萍公司從此由兩地三家變為三地四家。1938年10月20日，日本侵占了大冶鐵礦，并成立大冶礦業所，把大冶納入了日鐵管理，進行掠奪性開采；據不完全統計，從1939年到1944年，6年時間奪取鐵礦石超過500萬噸。
　　1939年3月，南昌被日本人占領，國民黨政府電令萍礦：“萍鄉煤礦局向為倭寇所垂涎，此次寇軍南侵，應遷移破壞”；4月7日下午，全礦奉令停止生產，并在國民黨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人員監督下，開始拆卸搬運機電設備及其它器材。至5月29日；全礦凡能拆卸搬走的機電設備器材，全部拆罄運至廣西桂林、柳州及貴州獨山等地。
　　1948年11月16日，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會對漢冶萍上海總部進行清算完畢，按1945年11月市價八折計算，共有資產740802951.4元。至此，漢冶萍公司從興旺到衰落，經營了半個多世紀，經歷了清朝、民國兩個時期以及抗日戰爭的磨難宣告徹底解體。它所走過的的艱難曲折的道路，就是舊中國工礦企業發展的縮影。漢冶萍公司經歷了辛亥革命炮火的災難，躲過了與日本合辦、國有化和“二十一條”風波，但終究沒有逃過日本人魔爪，盛宣懷曾痛定思痛地告之于人：“此策（指官商合辦）定后斷不能再借外債”。正如香港大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培德，曾奔赴于日本東京、英國經過大量論據和考證后，研究得岀：“漢冶萍公司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欠日債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