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在萍鄉，張學良1937：游秋收起義源地 聞南京淪陷悲痛

著名愛國將領張學良曾于1937年冬流放萍鄉，這是一份令人感興趣的珍貴史實。隨著時間推移，后人對這些史料知之甚少，為之遺憾。最近，偶爾購得作家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的《張學良遺稿》，其中收錄有張學良自述———《雜憶隨感漫錄》、張學良信函與詩詞、張學良監禁日記(片斷)，這為我尋覓張學良在萍鄉的蹤跡提供了翔實的依據。

　　1991年春，被幽禁半個多世紀的張學良先生，得以從臺灣赴美國探親訪友。1993年起他又再次前往美國，并且獲得了永久居住的權利，直到2001年10月15日在美國檀香山病逝，享年101歲。張學良在美期間，曾與哥位比亞大學合作口述歷史，雙方訂有明確協議：所有資料，包括張學良任何文字資料與口述錄音，在張學良生前絕對不向外界披露。如今，根據張學良親筆寫下的個人資料，編輯出版《張學良遺稿》，這為了解張學良的歷史提供了權威性的第一手材料，張學良是權威當事人，他對自己人生經歷的敘述，無疑具有不容置辯的權威性。

　　張學良自述———《雜憶隨感漫錄》的最后部分“二十年的生活”，這里所說的二十年，即指1937年失去自由，直到1957年。這二十年在大陸幽禁10年，又在臺灣幽禁10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后，張學良于25日護送蔣介石回南京，從此失去自由，首先在蔣介石家鄉———浙江奉化溪口逗留一段時間。張學良自述：“因抗戰軍興，上海吃緊，南京撤退，戰況屢生變化。我先后曾遷到過皖之黃山，贛之萍鄉，湘之郴縣、永興、沅陵，黔之修文、貴陽、桐梓，蜀之重慶。最后于三十五年(筆者按：即1946年)冬移居到了臺灣。”張學良在大陸幽禁10年間，輾轉浙江、安徽、江西、湖南、貴州、四川數省，真是顛沛流離，身心交瘁的流放歷程。

　　張學良日記載，1937年11月20日經南昌，抵高安住宿一晚，21日中午到達萍鄉，落腳在贛西飯店(筆者按：即現在的南正街河口峽巷口往北數十米處，房屋已拆除改造，筆者小時候的家距贛西飯店僅隔幾幢店面，曾多次上贛西飯店二樓吃過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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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學良日記載：“11月24日萍鄉有一大成圖書館，小有規模，圖書館管理人員告知萍北楊岐山有劉禹錫之墓碑，現尚完好。”張學良到達萍鄉后，即對萍鄉的人文很感興趣，曾赴大成圖書館參觀，認為“小有規模”。萍鄉歷來人文昌隆，文風鼎盛，被譽為“文化之鄉”、“教育之邦”。大成圖書館建于1936年，館址設在始建于唐，最后重建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孔廟明倫堂內，，面積4100平方米，系江西較早建立的縣級圖書館。當時館藏古今圖書7萬余卷，還有一批名人字畫。因孔子被后人尊稱為大成至圣先師，是集大成的圣人，孔廟有大成門、大成殿，故此圖書館名冠以“大成”。首任館長為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學系、后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屆參議院議員的萍鄉人周達之。張學良從周達之那里得知萍鄉北路楊岐山有劉禹錫之墓碑，甚感興趣。據史料載，唐天寶十二年(753年)，中國禪宗頓悟派創立人慧能六祖之嫡傳隔代第子乘廣，自洛陽來到楊岐山創立廣利禪寺(筆者按：即后來的楊岐寺)，潛心傳道40多年，以82高齡園寂。唐元和二年(807年)，著名文學家劉禹錫撰寫《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乘廣禪宗碑(銘)》，至今保存完好，這唐碑與唐塔、唐柏合稱“楊岐三寶”。北宋期間，高僧方會駐足楊岐傳法，人稱“楊岐方會”，創立臨濟宗楊岐派法系，從此楊岐派大興，成為最為流行的禪宗一支，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代即流播日本，至今日本信徒逾百萬人之眾。

　　張學良日記載：“11月27日昨有一現教先生告余三侯廟有一位陽兌先生，能知咎，我們步行十余里至大田村的三侯廟，來訪問這位陽(歐陽也)先生，知他是一齋公，在此一方，有點勢力，他不在家，余等空返。”三侯廟又稱張相公廟，創建于明崇禎二年(1629年)，為奉祀張景鴻而立。張景鴻，號康，湖南瀏陽人，人稱張相公，弱冠中秀才，又通醫術，為避禍難，奉母離鄉來到萍鄉城南大田村，設館教書并為鄉民治病。崇禎二年秋，瘟疫蔓延鄉里，民眾惶恐。張相公得一夢：洲上的井水已含毒，切不可飲用。夢醒，驚駭不已，起床告知鄉鄰。天亮后，他立于井旁，勸阻前來汲水的鄉民。然，鄉民不信，執意取水。他既焦急又無奈，只得手掬井水先嘗，當場暴亡，年僅32歲。眾皆失色，號啕慟哭，于是建廟立像，香火旺盛，紀念這位舍己救人的大善人。張學良步行十余里前往三侯廟訪姓歐陽的齋公問吉兇，這是他當時所處的惡劣境遇的一種心理狀態的反映。

　　張學良日記載：“11月29日自贛西飯店遷于絳園，此園為一肖姓住宅，我分租的。”絳園位于萍鄉城內，1937年上半年竣工，系一幢民族風格的二層樓房，外設圍墻并有庭院，為當時萍鄉城內較高檔的住宅。房主肖絳，時任武漢大學數學系教授。華屋落成之時，萍鄉文人贈賀聯：“一畝之宮，環堵之房；鳥鼠攸去，君子攸芋。”“時聞鳥語，脫巾獨步；月明華屋，好風相從。”張學良與結發妻子于鳳至搬來絳園居住二樓。張學良離開萍鄉不久的1938年1月中旬，著名畫家、文人豐子愷為避戰亂來到萍鄉，2月為絳園主人贈送一幅《絳園圖》，現保存在萍鄉市博物館，畫中絳園門前一棵高大的松樹，樹下有一吹竹簫、肩背簫袋的賣簫人，一男孩一女孩很有興趣地望著這個吹簫的大人。豐子愷在畫的右端題詞：“巨宅鎮國土謳歌致太平君絳先生惠存二十七年二月子愷時客萍鄉。”可惜的是豐先生與張將軍失之交臂，倘若早20多天抵達萍鄉，這兩位名人相見，定會演繹出一段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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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學良日記載：“11月30日絳園左鄰有一位黃先生，為一大學教授，往拜訪，談甚洽。黃先生告余甘卓壘故址，下午同劉(筆者按：即監管的特務隊長劉乙光)、許(筆者按：即特務副隊長許建業)等去蘆溪鎮(距萍約五十里)，謁甘卓廟，登甘卓壘。”黃于1930年任廈門大學史學系副教授，1932年受聘于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任史學系教授，后因被認為“激進”、“親共”，他辭職返回故里。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萍鄉縣副縣長。當時黃的家緊挨絳園。張學良喜好歷史，與黃談古論今，探討明史，這無疑是蟄居萍鄉的寂寞生活中的一種慰籍，認為“談甚洽”。張學良登臨的蘆溪鎮甘卓壘，系晉代任豫章太守的甘卓領兵駐扎的圣岡山，永嘉六年(312年)甘卓率兵十萬向湖南水陸推進，曾在此共筑五壘，以作進戰退守之處，人稱“甘卓壘”。甘卓領兵在蘆溪前后三年，民懷其惠，立廟祀之，稱圣岡廟，甘卓廟即此廟。張學良畢竟是行伍出身，對古代軍人的壯舉心向往之，因而前往憑吊甘卓遺蹤，亦可排遣遠離戎馬生活的郁憤情緒。

　　張學良日記載：“12月4日同劉、許等乘自行車赴安源，行約十五里抵礦區，遇該礦工程師張某，系營口人，比國(筆者按：即比利時)留學生，導余等入礦洞參觀，歸來已黃昏。”安源，1898年引進外資、技術和專家開礦，成為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祥地之一、毛澤東、劉少奇與李立三等共產黨人早期領導工人運動的發源地之一、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爆發地之一。張學良對安源所發生的重大事件應早有所聞，因此騎自行車前往參觀。巧遇遼寧大同鄉的同姓工程師，真是既為之親切，又為之唏噓。由老鄉引導下礦井，興趣甚濃，逗留了數小時，黃昏時分才返城。

　　張學良日記載：“12月10日，乘自行車游洞口泉，約二十余里，洞深大，可容千人，歸來已夜八點矣。”洞口泉位于萍鄉西路湘東境內，為一地下大溶洞，比起張學良在家鄉看到的本溪水洞，此洞又是另一種風貌，因而盤桓多時，披著濃重的夜色冒著撲面的寒風騎著自行車返歸，可見他的游興是多么濃郁。

　　張學良日記載：“12月11日，早訪黃先生問古跡，彼言在東區有一禪臺，驅車游之，無可觀游處。”頭一天游洞口泉夜歸，游興仍濃，張學良一早又訪黃先生，問還有何處古跡可游？所說“東區有一禪臺”，立即“驅車游之”。禪臺為山名，位于蘆溪鎮附近，山上建有禪臺寺，相傳此地有僧人騎白象及金燈出沒之異。明代萬歷年萍鄉進士吳三益《登禪臺》詩曰：“金燈隱現古禪臺，竹繞松圍佛地開”，“白象而今猶在否，山僧果乘到蓬萊”。傳說夜晚可偶遇僧人騎白象，提金燈出沒，而張學良白天來此游覽，與美麗的傳說相距甚遠，“無可觀游”，頗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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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學良日記載：“12月12日同鳳至、步先生大家游星子石野餐。”星子石位于距萍鄉城數里的東部，小山猶似天上落下的隕星化作的巨石，山邊流水清澈，景色宜人。張學良與夫人于鳳至、蔣介石派人從北京請來專為張學良講授國學的教師步先生等，大家結伴游星子石并野餐，頗具山野之趣。連續三天，張學良外出游覽，可見游興正濃，他也只有寄情山水、古跡以排遣幽禁中的寂寞啊！

　　12月14日，張學良在萍鄉驚悉南京淪陷，想到自己不能奔赴疆場拼殺日寇，心情十分沉痛，也就再也未外去游覽了。不久又接到轉移的命令，張學良及其負責監管的特工人員遂離開萍鄉，17日，經宜春輾轉進入湖南。

　　張學良在萍鄉蟄居不到一個月，這段日子給他留下了記憶，這段日子是他幽禁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長河中的一朵浪花。隨著他的日記披露于世，我想，如若在絳園舊居二樓設立“張學良在萍鄉陳列房”，作為一段史績的展示，作為一個旅游參觀點，也許是具有意義的，是耶非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