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豐和他的兩位夫人，中共早期元老凱豐(何克全)萍鄉湘東區老關鎮三角池村人

《尋找高長虹》一文中提到了“凱豐的夫人王茜”在解放后患病，文中也提到了作家舒群。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還在上中學的時候，在《新觀察》雜志上讀到了一篇很奇怪的小說，是舒群寫延安生活的，里面的主人公名字是舒群的諧音，但里面涉及了很多歷史人物，有毛澤東，還有何凱豐。我第一次知道我黨歷史上還有這么一個重要的人物。但是，除了小說里面提供的信息，我對這個人并無多少了解。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涉及到了毛澤東和凱豐的關系。凱豐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出來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曾任中宣部長，遵義會議的時候反對過毛澤東，后來又反對王明，和毛澤東站到了一個戰線上。

后排中為凱豐

關于王茜，沒什么資料，只找到了這篇：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40075_234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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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豐離婚鬧出流血事件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3月05日00:00 新浪讀書

凱豐是中共歷史的風云人物，在楊家嶺時他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部長。凱豐的妻子姓廖，長得高大健壯，在黨校一部學習。星期天，她帶著勤務員和警衛員回楊家嶺一次，楊家嶺的“小鬼”私下稱她“穆桂英”。由于分居兩處，夫妻倆接觸的時間少了。###的女研究員王茜在凱豐身邊工作，欽佩凱豐的革命資歷和學識，兩人多有共同語言和興趣習慣，日久生情。

王茜個子矮身體胖，像武則天時代的人，細眉長眼，戴一副金屬框架眼鏡，文靜高雅。王茜曾留學日本，精通日文、英文，聽大家傳說她做過國民黨政府的顧問。我按###干部名單稱她“王西同志”。

她笑：“我叫王茜呀！”

我說：“明明草字頭下一個“西”字，怎么叫念‘茜’呢？”

她對我寬容：“你要叫我‘王西’就隨你吧，授給你專利權，別人可不能這么叫。”

以后，我一直稱她“王西”，成了習慣。1943年在棗園，葉子龍聽見我喊她“王西”，很是驚奇，問明緣由，就說：“小李有‘專利權’，我們就無可奈何了！”

凱豐與妻子激烈的爭吵愈來愈激烈。那日，我恰巧看見“穆桂英”手拎一把短刀，怒氣沖沖地走上楊家嶺，她推開凱豐的窯洞木門，王茜和凱豐兩人正在窯洞里。

凱豐問：“你干啥來了？！”

“來殺你的！把你們倆都殺了！”說著，她揮刀刺向王茜。凱豐瘦弱，也沒有搏斗經驗，他挺身護住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來的刀刃，“穆桂英”抽回短刀，凱豐的手掌被割開一條長長的傷口，鮮血立刻流出。我從身后抱住“穆桂英”的雙臂，使她不得動彈，又大聲呼喊。隔壁窯洞的趙毅敏等人跑來，眾人推搡著把“穆桂英”請出窯洞。凱豐愣愣地看著流血的手掌，不知所措。我說：“部長，快用手使勁攥住傷口，別讓血再流了！”

凱豐和王茜在楊家嶺結婚，無人祝賀，王茜悄悄搬進凱豐的窯洞。1943年我到棗園時，王茜已生一個男孩。

在延安整風時，王茜被整成日本和國民黨的“雙料特務”，因此拖上一條“尾巴”，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舊賬重翻，王茜被逼迫致死。

李耀宇，李東平著的《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是本好書。我印象最深的部分是李耀宇因為假裝不識字而逃過被肅反的劫難。這在師哲的回憶錄里面也有證實，里面說在延安，很多第四方面軍出來的人假裝不識字。張國燾的《我的回憶》我還沒看完，無論他如何美化自己，這個不識字的典故總讓人不寒而栗。

凱豐的原來的夫人是廖似光，也許離開凱豐是種幸運，她居然活到了新世紀。

百度百科上的介紹：

廖似光，女， 1911年 生于廣東惠陽縣周田村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29年初參加革命，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曾任團支書。1930年春被派往香港，在共青團廣東省委機關工作。不久與時任共青團廣東省委書記的凱豐結為伴侶。同年5月，兩人一起被港英當局拘捕，經組織請律師保釋，8月被港英當局驅逐出境，赴上海在共青團中央機關工作，任政治交通員。1934年4月由上海去江西中央蘇區任團委巡視員。同年5月，經胡耀邦介紹轉為中共正式黨員。10月，她懷著身孕，參加了長征，任衛生部青年干事、休養連供給部支書等職。在陜北，歷任共青團中央巡視員、陜甘寧邊區總工會勞動保護部部長等職，與工運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抗日戰爭期間，1938年被派往武漢任中共長江局工委和婦委委員。1945年4月，參加了黨的“七大”。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兩廣縱隊留守處政委，第三、四野戰軍總后勤部政治處副主任，武漢市總工會籌備會主任等職。1948年8月，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后隨四野部隊進軍中南，參加接管武漢、籌建武漢總工會工作，并繼續南下，參加解放廣東。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積極籌建廣州市總工會。此后歷任中共廣州市委副書記兼市總工會主席，廣東省工業廳副廳長，華南分局工業部副部長，中共廣東省委工業交通部副部長，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廣東省政協第四、五屆委員會副主席等職。是中共七大代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2004年7月2日12時28分在廣州逝世，終年93歲。

不過根據百度百科的介紹，凱豐在家鄉應該還有一位夫人，可惜沒人知道她的名字

凱豐/(/１９０６—１９５５/)/，原名何克全，生于萍鄉市湘東區老關鎮三角池村。１９２５年夏，凱豐在萍鄉中學畢業，考入武昌高等師范。在此期間，他經常閱讀《語絲》《莽原》等進步書刊。為了抵制湖北的“反赤運動”，凱豐寫了一篇關于武漢“反赤”情形的通訊，登在魯迅主編的《莽原》上，署名“未名”。該校校刊也不時刊登凱豐署名何克全的文章，后來他擔任校刊的主編。１９２７年２月，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１２月，赴蘇聯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１９３０年回國，加入中國共產黨。１９３１年初，任團中央巡視員，不久任團廣東省委書記，化名“開封”，按諧音寫成“凱豐”。

　　１９３１年５月，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在獄中，凱豐堅貞不屈，３個月后，經黨組織的努力，終于被營救出獄，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和《東方青年》主編。

　　九一八事變后，為了揭露國民黨政府的賣國行徑，愛護并引導學生運動，凱豐在《紅旗周報》《東方青年》等報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歷數國民黨罪行，充分肯定廣大青年學生的民族覺悟和愛國熱情。凱豐還分析了學生運動的特點，指出了學生的斗爭應與工農的斗爭密切結合，以及在新的形勢下共青團工作的任務。１９３３年春，凱豐到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工作，先后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和書記，在１９３４年１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凱豐被增補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后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主力奉命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突圍轉移。出發前夕，中共中央派凱豐到紅九軍團擔任中共中央代表，隨九軍團行動。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凱豐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九軍團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了會議。會議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這一切得到了與會大多數同志的擁護。凱豐由于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缺乏認識，不支持毛澤東，會后，中共中央撤銷了凱豐所任紅九軍團中央代表職務，不久，他改正錯誤并恢復職務。在長征路上，在與張國燾路線錯誤的斗爭中，凱豐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態度堅決。

　　１９３７年春，凱豐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并常到抗大講政治經濟學課程，作形勢報告。１９３７年初，凱豐寫下了催人奮進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在洛川會議和１２月政治局會議上，先后被選為中央軍事委員和政治局委員。

　　１９３８年２月，凱豐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宣傳部長，并參加黨報《新華日報》編委會。１９３９年１月。凱豐到重慶工作，配合周恩來做了大量統戰工作。１９４０年底，凱豐回到延安，任中宣部代理部長。這期間，凱豐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組織、督促、檢查工作。１９４２年９月，凱豐籌組了中央編譯局，親自編寫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程》等著作，還編譯了幾本題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冊子。

　　１９４５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凱豐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長，參加解放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凱豐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中共沈陽市委書記。為抓好沈陽這座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的生產、市政、社會秩序和抗美援朝戰爭后勤工作竭盡全力。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凱豐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馬列學院/(/今中共中央黨校/)/院長，為黨的宣傳理論工作付出了極大的心血。１９５３年，凱豐為中宣部編寫了《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共中央指示各級黨組織應根據這個宣傳提綱對廣大干部和群眾進行總路線的宣傳和教育。

　　凱豐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積勞成疾，終因醫治無效，于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３日在北京逝世，終年４９歲。

　　凱豐自１９２７年參加革命后，一直沒有回過家鄉。他時刻牢記共產黨員的宗旨，廉潔奉公。１９５１年３月，凱豐得知二女兒淑英成家并參加了工作，就寫信勉勵女兒、女婿，“在工作中仍應繼續學習，提高政治文化。”告誡他們“應當時時注意廉潔奉公守法”，并在“廉潔奉公守法”幾個字下加了著重號，這充分顯示了一位革命家的精神風范。

還有一個老婆：：：

月31日至11月3日，原北京婦產科醫院離休司局級干部趙淑璧女士，依照無產階級革命家凱豐同志生前希望回鄉探望的遺愿，蒞臨凱豐故鄉萍鄉探親訪問，并代表凱豐同志臨終囑托回鄉還愿。市領導彭艷萍、張學民、晏學云、陳朝清，原市政協副主席李久龍等分別陪同。

　　凱豐原名何克全，1906年出生于我市湘東區老關鎮三角池村，1925參加革命，由博古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任共青團中央書記、中央紅軍九軍團中央代表、紅軍總供給部政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七成員之一、中央宣傳部長、中央黨校校長等職，參加了長征和遵義會議，協助毛澤東主持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趙淑璧同志新中國成立前參加人民解放軍，中國醫科大學畢業，擔任凱豐在東北時期的醫療護士長，經中央組織部、宣傳部批準，1953年與凱豐結為伴侶。她隨凱豐進京后，先后在中宣部醫務房、中蘇友誼醫院、北京婦產科醫院等單位劃撥任職。凱豐1955年逝世后，她替凱豐前妻將兩個不滿十歲的兒子撫養成人。

　　趙淑璧在萍期間，不顧83歲的高齡，前往凱豐故鄉三角池訪問凱豐的親人和鄉親，為立于村小學廣場的凱豐塑像揭幕；前往安源紀念館、秋收廣場起義廣場、凱豐就讀的萍鄉中學、市博物館、老關鎮、湘東陶瓷工業園等處參觀考察。她對萍鄉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變化，深感欣慰。表示這是凱豐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生前所期待的，當年他們前仆后繼、浴血奮戰，就是為了今天大家能過上好日子。她希望萍鄉各項建設事業越來越好，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富裕。/(/張學龍/)/